到下午4点多钟，嫌疑人被陆续传唤到乐昌刑警大队。测试室设在大队审讯室，屋里只有审讯用的桌椅，不大的空间显得挺宽。审讯桌上摆着一套专用心理测试系统，桌对面原来的木凳换成了比较舒适的扶手软椅，供接受测试的嫌疑人坐。一面墙上开有很大的玻璃窗，安装的是那种从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能看清里面的玻璃。康志坚、王印东等专案组领导，都搬了凳子坐在窗外，透过玻璃观看室内的情形。
  睡过一觉，我是神清气爽，调试好仪器后就坐在审讯桌旁等待着。郑红丽和黄向阳在连接各种导线。一切就绪后测试开始。
  先进来的是叶来祥的一个邻居，是个嫌疑不大的对象。第一遍测试由黄向阳用广东话提问，如果受测人能听懂普通话，后两遍则由我来提问。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在测试的同时，继续进行粤语与普通话对心理生物反映差异的比较实验。
  对这个邻居的三遍测试，可以说是平铺直叙、波澜不起，他的作案嫌疑被排除。
  按事先排好的顺序，下一个进去的是一号。此人个子不高，看上去挺凶挺厉害的样子。一开始他就显得有些心神不定，在测前访谈中，他问我这“测谎”究竟准不准，会不会冤枉了好人，说现在大家都认为是他干的，他表白自己是不会做那件事的，说即使要杀也不会杀三口人，“叶来祥是自作自受，是该挨刀的，可没他妻子、女儿什么事儿呀！杀她们干吗？”他说跟叶家是有仇，但恨的惟有叶来祥一人，而且那桩事早就了结了。

  我告诉他：“光听你说也不解决问题，咱们还是要相信科学，是谁干的，通过这个仪器测试会搞明白的，不要着急。”
 “这东西不会对身体有害吧？”在给一号身上、手腕上安装测试传感器时，他有些不知所措。
 “很安全。”我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请注意我们的提问。”
  还是先由黄向阳用广东话提问。一号显得有些不安，也有些紧张，特别是测试到涉及案件情节的那部分题目，显示器上三条曲线的波动非常活跃。测试进行了十几分钟结束，我对一号说：“你先下去休息休息。”
  一直把守在门口的两名刑警把一号带出了测试室。康志坚他们都拥了进来，急切地问：“怎么样？”“差不多吧？”
  “体能不太好，还有些紧张，”我摘下眼镜用布擦着，“他这个人考虑得太多了。让他放松放松再测。”
   这时已经过了6点钟，该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我来到广东之后就向办案人员提出，吃饭要从简从速，不要过多耽误时间。晚饭准备的是盒饭。我们和传唤来接受测试的几名嫌疑人，都进了刑警大队的食堂，在一块儿吃饭。
   这样的场合，谁都不便于谈论些什么，好在吃盒饭也省去许多礼节客套，取上一份找个座位去吃好了。我正坐在那里低头吃着，突然黄向阳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又朝一号嫌疑人夫妻俩的方向仰了仰下颌：“武教授，看他们两口子。”
   顺着黄向阳指的方向一看，“哦——”我会意地点点头。
   就见那夫妻俩正大口地往嘴里扒拉着饭菜，吃得很香。男的吃完一份又走过去要了一份，很快女的也要了第二份。
  “胃口不错，看来是真饿了。”我笑着说。
   在食堂那边，欧阳志芳端着饭边吃边在吃饭人中扫视着，他向几位同事问道：“怎么没见着胡成寻？”
  “还没去找呢。”有人答道。
  “那就赶快去找吧，别耽误了武教授测试。”欧阳志芳说。

        几位同事答应吃过饭就去找。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大家各就各位，测试继续进行。
   一号顺从地让郑红丽和黄向阳给安装测试传感器。我随口问一句：“吃好了吗？”
  “吃好了，也吃饱了。”一号脸上漾着满意的笑容。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次由我来提问，能听懂我的话吗？”
  “没问题的，你问吧。”
   对我的问话，一号听得很专注，然后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这时候，康志坚等专案组领导在测试室外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的测试。按照事先商量，我这儿只要—有结果，专案组马上就会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审讯人员的阵容也已有了安排，一举突破此案应该就在今夜了。
  然而，两遍测试结束，把一号带离之后，我迎着诸位刑警期盼的目光，摆摆手说：“不是他干的。他对案件情节根本不知情。”
  “这么说他被否了？”有人紧问了一句。
  “是的。从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角度，他的作案嫌疑可以排除。”我说，“第一遍测试我就看着不像，涉案的问题有反应，不涉案的问题也有反应，纯粹是生理紧张闹的，乱反应。可是后两遍越测越稳定，紧张都消失了。像这种生理紧张型的无辜者，测试中我们是经常遇上的。”
  但是，对这样的测试结果，几乎所有在场的刑警都无法接受，怎么说的都有：
  “这可能吗？再测他两次看看，恐怕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们调查了那么久，不是他又能是谁？”
  “否了一号，还怎么往下查呀？”
  “这仪器准吗？难道没有一点误差……”
   听着七嘴八舌的议论，我说：“再测还是这样，就是这个结果了。咱们还是接着进行吧，不是还有别的嫌疑人没测吗？”
  在我所办的数百起案件中，像这种一号嫌疑人被测否的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也时常经历群情“鼎沸”的场景，我知道，这种时候任何解释都难以服人，更没必要陷入无谓的争辩之中，将来破了案有了定论，大家自然就心服口服了。

  看我如此肯定，康志坚想了想，干脆地说：“先让一号回去大家都少安毋躁，别那么沉不住气。”他向我点点头，“武教授，那就继续吧。”
  接下来，二号、三号、四号相继登场，又一个个离去。一次次的测试结果让刑警们越来越坐立不安，怀疑的议论此起彼伏。
  我注意到，康局一直端坐在窗口处，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我们的测试进程。
  大约到了夜里10点多钟，我测完了第五个人。这五人的作案嫌疑都被犯罪心理测试技术鉴定所排除。我摘下眼镜，掏出绒布来擦拭已经被汗渍弄得模糊的镜片，边擦边下意识地问道：“还有吗！有就带进来吧……”
  等我擦好镜片重新戴上眼镜时，第六名嫌疑人胡成寻已经坐在了面前。欧阳志芳提到的这个嫌疑人到底是被找来了。
   胡成寻的个头不高，黑黑的、瘦瘦的，他的外貌具有十分鲜明的广东人特征。我打量着他，依然使用那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音，与胡成寻开始了测前访谈阶段的谈话，问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找他来这里，与叶来祥的关系如何，对叶家出的事是怎么看的，等等。
  胡成寻说自己与叶来祥一家的关系都很好，只是因为忙，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去他家了，他家出事与自己无关，也想不出为什么会出事。
  交谈中的胡成寻，似乎是语言顺畅、神情自然，看不出什么异常来。谈话结束，黄向阳和郑红丽上前给胡成寻安装测试探头。这时，我走到胡成寻那儿，一摸他的手掌，湿漉漉的，“你看看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近距离地看着坐在软椅上的胡成寻，“出这么多的汗，屋里温度不高嘛？”
 “这，这……”胡成寻一下子竟不自在起来，“我，我这手就爱出汗。”说着话，他躲避开我的目光，把脸扭向面前的白墙，额上已然是细汗密布。
 “哦，是这样的……”我似乎对他的话表示同意，回坐到自己的座位。等小黄他们准备好了便示意开始。

  黄向阳活动了一下发酸的脖颈，清清嗓子，开始用较慢语速的东话大声地念测试题。我注视着荧光屏上图谱的变化。几道题念过就发现似有情况——目标题上出现相关心理生物反映！
      不管胡成寻作出如何的回答，说“不是”也好，说“不知道”也好，他那些不想让人所知的犯罪心理痕迹都从屏幕上清晰地映现出来。碰上与案件相关问题，表示呼吸、血压的绿、蓝线条马上出现波动，皮肤电的红色线条一下子就冲上极限。这种与案件情节合的规律性心理反映，跟一号的生理紧张盲目反应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二者的生物指标数据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女主人当时，是给案犯冲茶了吗？”红色线条上扬。
  “案犯当时，是把那个房门撞开了吗？”红色线条再次上扬。
  “案犯杀人后，是扒掉她女儿的衣服了吗？”红色线条还是上扬。
   ……

   我不时地在同步记录纸上做些标记和观察记录。一遍测完，胡成寻那张汗津津的瘦脸就像涂抹了一层油脂，黑亮黑亮的。
  “我看你是很热啊，流了那么多汗。”在短暂的中间休息时间，我倒了一杯水递给他，“喝杯水吧？”
   胡成寻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谢谢。”他喝了几口水又说，“我想去方便一下。”
   装在他身上的传感器被解下来，由守在门口的刑警带着去了厕所。
   我们也都借机起来在屋里走走，活动活动手脚。
   黄向阳有些激动地说：“他的信号好强烈呀！”
   我点点头：“这人看来走不了了。”接着，我又向黄向阳和郑红丽指出了图谱中的几个关键点。
  第二遍测试由我用普通话提问。这时候，嫌疑人测试时种种值得注意的异常身体特征，在胡成寻的身上都陆续出现了：频频吞咽口水、抿嘴，不时地进行屏息，对目标题超前反映等。这说明，此人内心的慌乱已经到了难以掩饰的程度。这一遍胡成寻在目标题上又都是题题高分值。

  到了第三遍测试时，我告诉胡成寻：“如果觉得有些问题不好回答，你可以不回答，就保持沉默好了，没关系。”如果胡成寻择沉默，我则可以对回答问题和不回答问题的两次图谱变化加以比较研究，找出其中的异同。
  胡成寻果然选择了沉默。对他来说，可免去因口干说话时口水、活动嘴唇的难受动作，但图谱曲线上的屏息、超前反映都还存在。
  所谓屏息，可以看做是典型的反测试行为之一，当提出一个案问题时，受测人憋住呼吸，反映在屏幕上三条曲线会保持平稳或有下降。这种现象测试中常见，实际上并不起作用，使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对付屏息，只须拉长提问的间隔，等待那口憋住的气吐出来，只要受测人一正常呼吸，皮肤电的红色线条就会骤然升上去。
  超前反映，则是经过一遍测试后才能有的现像，是由于受测人对测试题形成短时记忆而产生的。比如当念到“女主人当时是给案犯喝矿泉水吗？”这不是目标题，但屏幕上的红色线条却会陡起上扬，因为胡成寻已经记住了，下面出现的将是目标题“女主人当时是给案犯冲茶了吗？”超前的心理生物反映会一直持续到目标题念过后。
  我敢肯定，胡成寻表面上没事儿人似的，其实内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随着我的提问，有关涉案的心理痕迹会源源不断地从脑海深处浮现而出……从进门开始，杀人、门、又杀人、割乳头、插火钳……这些伴随着高度疯狂情绪的映象会清晰地在他的眼前闪回，定格，他根本无法不去看不去想。当我念到“案犯是把东西泡在水池里了吗？”这道题，他竟脱口而出，“衣服。”
  一直在窗口观看测试的康志坚，对胡成寻的这一句听得非常真切——厨房在受害人家的最里面，那几个报案的包括胡成寻，只在客厅里站了站，谁都没进到厨房去，水池里泡衣服的情节无关人员根本不应知道,他怎么能张口就说,而且说得很准呢?
  测试结束。从对此案数名被测人的测试情况看，对广东城市里有工作的人测试，使用粤语或普通话提问，心理生物反映的差异不大，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就是对测试的准确性不会有影响。

  我当时直视着惶惶然的胡成寻，一字一板地说：“叶来祥家三人被杀，有许多情节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从街上听来的。”胡成寻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好多人都在说。”
 “根本不可能！”我突然严厉起来，“谁能知道这么多？你到底是听谁说的呢？”
 “噢，噢，刚才警察找我时说的。”
 “哪个警察?是怎么说的?”我马上追问道。
  胡成寻的嘴唇翁动了几下，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叶来祥一家被杀的许多情节只有干过这事儿的人最清楚！现在只有你清楚是怎么回事,你说这事儿该怎么解释?”
  胡成寻低头不语。
 “我们经测试可以认定，你就是这起案件的现场作案人。”我严肃地说道,随即又放缓了口气,“当然,受害人那边也不是没有过错，这一点我们也是清楚的，他过错在前，你作案在后，这样说你同意不同意？”
  胡成寻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你好好想想吧，有些事儿瞒是瞒不过去的，惟一的出路只有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把他带下去吧。”
  黄向阳接过刑警递过来的手铐走到胡成寻身边，胡成寻顺从地伸出了双手。

  心理测试认定了胡成寻，就像一号被测否，同样在办案人员中引起了震动，怀疑者不在少数：我们下大功夫摸排出的几个嫌疑人都给否了，这一个调查不多的却给认定了，有把握吗？
  面对大家的疑问，我说：“我搞过这么多案子，图谱上没有对应得这么好的。就是他，不必怀疑。”
   在测试时，康志坚应该是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但恐怕他还觉心里没有底，对我说：“武教授，你最好给我们讲讲这里面的科学原理，怎么就认定他了呢？”
 “康局，咱们就简单点儿说吧，所有嫌疑人使用同一套测试题，就好比使用同一把尺子进行检测，前面几人都对应不上，说明他们对犯罪情况并不清楚；而最后这个胡成寻，每一个目标题都对应了，说明这件事他做了，所以他对案件的情节、包括一些细节，道得非常清楚，测试结论只能是认定他而否定别人。”我说着拿起测试题纸，边看边说，“从测试看，整体上都跟案件情况对上了个人作案，动机是为了出口气，时间在9点以后11点以前，似乎自己带了刀，也从厨房拿了刀，杀人的顺序与侦查的现场重建相符……完事是从街上跑的，刀子扔到了河里……像这种情况，应赶快对他的妻子进行测试，估计她很可能知情……”

 “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相信教授的！”康局果断决定绕着胡成寻展开调查。专案组马上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
  此时已过午夜，我回到宾馆还不能马上休息，抓紧时间完成了针对胡成寻之妻翟桂花的测试编题之后才上床睡觉。
  翌日上午9点，翟桂花被传唤到乐昌刑警大队。我对她进行了“知情”心理测试。结果表明，她对丈夫在去年12月19日晚的行踪一无所知，她的可能涉案知情嫌疑被明确排除。据翟桂花讲，夫胡成寻每天下班后就去开摩的挣钱，一般到家时她已经睡着了，所以不可能清楚那天晚上丈夫究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至此，我在“12·19”案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还是不大放心。因为运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破案，有它自身的规律特点，韶关是首次在实案中使用此项技术，而且并不是每一位办案人员都对测试结果认同，如果后续工作不到位或稍有偏差，仍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功亏一篑。我就与专案组的同志坐下来，又详细地讲解了通过测试所发现的心理线索和胡成寻的心理状态、个性气质等，以及审讯中相应的心理战术，还介绍了过去的一些成功案例经验，让大家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作下这么大的案子，案犯免不了会在哪块儿留下痕迹的，相信总会找到相关证据的。
  从乐昌返回韶关的一路，在车上我仍跟康局谈论着案子的情况。他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浏览着窗外的景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连连拍着脑门说道：“嗨，你看看我这记性，一上案子什么都忘了。武教授，我们这里有个全国著名的景点丹霞山，很值得一看的。你反正也没什么事了，索性放松放松，顺道去转转吧。”

 “景点就算了。康局，我是准备下午就走的，如果有案子，可以再多呆一天，周三学校还有我的研究生课呢。”
 “你就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紧张了嘛……”
   一点儿都不紧张。今天是星期一，说真的，我还有一天空余时间，再搞一起案子也来得及。要不然我下午就走，赶晚上的航班。”
  “不搞案子行不行？就回韶关休息一天好了。”
  “干什么吆喝什么，我现在的想法，趁年纪不算老，身体还凑合，除了带研究生，就是尽量多到一线办案，用实例来证明这项技术的价值。”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康局，你可能不太清楚，我现在所讲的和应用于办案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同社会上误传的所谓测谎根本不是一回事，从理论到方法到仪器，都有区别。按照所谓测谎的那一套办错的案子，报纸上登出了不少……弄得不好这项技术就真给毁在那些人的手里了……我也不想把精力放在与公司合作挣钱、写书或坐而论道上，其实这主要是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 ，空对空地发议论能有什么用？咱们就靠案子说话，用实践结果来检验。我相信，办成功的案子越多，就越有证明力。”
  “武教授，你所说的学术争论我不了解，不好妄加评论，但你的敬业精神让我好感动。反正我今天是不能让你走，再多住一天吧，从容一些。”
  “那咱们就再安排一起案子，来一趟能多帮上点儿忙最好。”
  “你呀，真是工作狂，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说最合适不过，也最容易办到，要测案子那还不有的是……说实话，我们基层真正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专家来指导，看来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中午时分，我们回到韶关市，饭后稍作休息，就又展开了一起汽车炸弹案的测试工作，看发案环境、编题等等。这是一起比较简单的案件：某公司一司机出车半路上加油时，无意中发现车下多了一个奇怪的装置，怀疑是炸弹，立即打110报警。经过勘查，警方发现那装置是一枚自制的遥控炸弹。经过一段时间侦查，上案刑警盯住了一名涉嫌放炸弹的人。当天晚上，警方传唤那个嫌疑人来到了晚上还迷迷糊糊的。由于此人醉酒不具备测试条件，所以没有测试。

       2月13日中午，我和郑红丽由韶关起程，到广州乘机返京。下午5点多钟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刚刚走出机场大门，我的手机响了，是黄向阳打来的，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那个胡成寻什么交代了，他是怀疑妻子与叶来祥有染…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认定胡成寻的作案嫌疑以后不到一天时间“12·19”案取得重大突破，案件真相大白。
                                             

                                                 仇杀近因模糊不清
 

  胡成寻下决心动手的时间选定在2000年12月19日晚。那晚他和家人吃过饭后，像往常一样坐在长沙发上看电视新闻节目约看到8点多钟，他起身进到厨房，悄悄地将案板上的菜刀插入腰间。回到客厅，正在看电视的妻子翟桂花问是不是去出车，他嗯了一声又转到阳台，从堆在门旁墙角的几根铁棍中抽出一根比较短的，大约有40公分长、拇指般粗，塞进了左衣袖中。那几根铁棍是年初装修房子用剩下的。临出门时，他再次看了一眼俯在灯下书本的儿子，跟妻子说：“今天回来得晚，早点把大门锁上吧，我拿着钥匙呢。”
  外面冷风飕飕，飘落着毛毛细雨。胡成寻立在楼门口望了望浓重的夜色，没多犹豫便疾步走向停车棚，骑上那辆半旧的后三轮摩托车，一加油门出了居民小区。他身上虽然带了两样冰冷坚硬的铁器，却并不妨碍开车。骑到工商银行那儿他停住了，下车走到过桥边的水果摊，问苹果多少钱一斤，摊主说每斤1.1元。他称了5斤多，花了6元整。摊主用红色塑料袋给他装好，觉得不结实，在外面套上了一个塑料袋。
  胡成寻骑车在市区的几条主要街道漫无目标地转了几圈，看看行人稀少，掉转车头，一路经过邮电局、公安局、检察院等单位上了武江桥，过到河南边向左拐下去。见路边有亮灯营业的水果摊，他刹住车专门看了一下苹果的价钱。这儿是一元一斤。他发狠地咳出一口黏痰，随即驱车直奔制品厂职工宿舍大楼。 

  在那条巷道口的黑暗处，胡成寻停好摩托车，手中拎着路上买的苹果，穿过长巷，往大楼走去。这时大约9点多钟。也许是老天爷安排的，这一路胡成寻没遇见任何人。站在六楼 家门前，他等呼吸平稳了，轻敲了两下门。里层的木门拉开，外层防盗门的铁栅栏上露出了叶妻微笑的脸，她说：“你过来啦。”胡成寻说：“是”，她转回去拿钥匙打开防盗门，把胡成寻让进屋。她在前面进了客厅。胡成寻在后面把两道门关紧，顺手从袖子里抽出那根铁棍放在门旁，也进了客厅。

  胡成寻把苹果放在小沙发旁的地上，见叶妻要进饭厅，问道：“叶来祥呢？”其实他是知道叶来祥不在的。此前他已对叶家三口人的活动规律暗中观察了许久。
  叶妻说：“他出车了。”
  胡成寻紧随着叶妻进了饭厅。叶妻此时是背对着胡成寻，正在低头往茶壶里放茶叶，他疾步上前用左手勒住叶妻的下巴，右手持刀就去抹她的脖颈。叶妻“哎呀”叫了一声，双手便抓挠挣扎起 来。胡成寻当即照着她的脸部、头部一通猛砍，直到她瘫软倒地。忽听背后发出“啊——救命！”的喊声，胡成寻扭头一看，是叶来祥的女儿叶莹在饭厅门口探出半个脑袋，她迅即逃回自己房间锁上门。
 “这时我已经没有人性了。”胡成寻在交代到这一段时是这样讲的，“她关门我就撞开门，进到叶莹的房间，抓住她砍她的脸部、头部，也是猛砍，砍了很多刀，不记得多少刀了，将她砍倒在床边 地上。接着把叶莹的衣服掀到乳房上面，她穿着白色纹胸，然后将两个奶子割下，脱下的衣服扔进了水池……”
  胡成寻这会儿对叶家人所干的事，其实在他心里已不知道被默想过多少回了，从最初生出的犯罪念头开始，于默想中一次次地被具体化为简捷有力的动作，并且不断地对那些动作进行加工填补完 善；每默想过一回，他就会体验到一回透心彻骨的快感。而当他终于能把那些想透想熟了的动作付诸实施的时候，长期被压抑的仇恨从心底喷涌而出，他已经用不着思考，只须按照启动的程序疯狂地 动作、动作……

  却听他的继续交代——
 “……我处理好叶莹后，大约是晚上10点多点的时间，我把带来的那把菜刀插在腰间，又去大门边拿了铁棍，关掉叶家客厅的灯，躲在厅门边等那个色狼回来。大约等了十多分钟，约10点20 分的时候叶来祥就回家了。他打开铁门和木门进入阳台，正回身反锁铁门的时候，我从客厅门旁冲出，用铁棍朝叶来祥的后脑打击，就敲了他一棍，这时叶来祥的钥匙还插在铁门上，他‘啊’了一声 就慢慢地倒在了我身上。”
 “接着，我把叶来祥拖进他的房间，摆平在床上。我就说：“吊你老母，到处去玩女人！我们这么熟，连我的老婆都要搞！”我是用广州白话说的。叶来祥回答的声音不是很大，他说：“不是我， 是你老婆……’就说不出声了。接着我就用刀朝他的头部、脸猛砍，砍了很多刀，记不清多少刀了……
 “当时就是很恨，心里就是恨。接着我又去叶家厨房拿了一把菜刀，是铁把的菜刀，出来是饭厅，先砍叶来祥的老婆一刀，后进叶来祥的房间砍了叶三刀。叶妻那刀是砍在脸上，叶来祥这三刀就砍在眼部、嘴部、耳部各一刀……我就是要用他家的刀来砍他们， 我心里恨，用他家的刀砍他们，心里就很痛快。”
  叶家三口人都没了气息。随后，胡成寻去水池清洗血手和血刀，提了两桶水冲客厅，提了一桶水冲叶来祥的房间，又提了一桶水冲饭厅，用一个竹竿拖把在客厅拖了几下。
  打扫完毕差不多已经11点40分，他将两片菜刀插入腰间，铁棍塞进左衣袖，站在客厅门口最后看了一眼叶家：饭厅和叶莹的屋亮着灯，叶来祥的屋门被关上，几间屋都泡着水……
  他拉上客厅门，咔哒一声撞锁锁住了，出来又关好木门和防盗铁门，下楼梯穿小巷，骑摩托车离开。此时，冷风未停细雨未歇，半路上他将菜刀和铁棍使劲地抛进武江河里，回到居民小区仍把摩 托车停在了车棚里。
  差不多12点钟胡成寻到的家，他的家人已进入梦乡。这一路上又是没碰见任何熟人。他轻手轻脚地进到卫生间冲凉，将作案穿的衣裤用肥皂搓洗了四五遍，然后泡在桶里。睡过一觉后才把衣裤捞出晾起来……

  胡成寻面对办案人员，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他的作案经过。接下来的问题是，他的这个“描述”是否属实？
  在我依据三遍测试的结果认定了胡成寻的犯罪嫌疑以后，当时办案人员对胡的情况掌握得还很有限。案卷里除了记载着他曾在案发后约人到叶家去看情况，是报案人之一，再有就是叶来祥的工友 所回忆起的那句两三年前说的闲话：活儿要干，女人也要搞，跟阿花还是蛮过瘾的。而核实阿花身份的调查还没收入案卷，都只记在了欧阳志芳的本子上。
  胡成寻经测试被定为重点嫌疑人后，侦查员陆续发现了一些他与叶来祥有矛盾的迹象——
叶来祥和胡成寻的家庭收入都不宽裕，都在下班后和节假日开摩的挣钱。干这行的司机说：我们平时等客在一块聊天，叶来祥来了，胡成寻准走，可看出是在回避他；有时胡成寻还在背后骂他。
  叶来祥、王丕德、胡成寻三人同为工友，三家关系多少年来都很好，每年谁家的孩子过生日他们都要在一起聚聚。但在案发前的两个月叶莹过生日时，到叶家去聚会的王丕德没见到胡成寻，就问 他们一家怎么没来，叶来祥说别管他们，咱们吃。
  这说明叶、胡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还没有到公开化的程度，在厂子里表面关系还维持着，旁人基本上看不出来，就连好友王丕德也不知就里，所以办案人员听不到这方面的群众反映。从另一方面 又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出现的时间不会很长，否则周围的人至少也会有所感觉。
  激荡在胡成寻胸中的仇恨虽然无人知晓，却是一天比一天炽烈，终于铤而走险，制造了灭门惨案。他的仇恨情绪，甚至在审讯中也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出来。乐昌市刑警大队队长刘洪说：“当一讲 到叶来祥的名字，我就看胡成寻的目光那么一闪，说‘他就是该死！’那个眼神实在是很特殊，充满着愤恨。”欧阳志芳见到这样的情形——胡成寻在交代杀人过程中突然间发飙，大叫道：砍砍砍，

砍砍砍，砍死他！
  叶来祥究竟做下什么事了，让胡成寻对他产生如此的深仇大恨，以致不惜杀人犯罪以身试法？

  审讯人员问胡成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为民除害，替天行道，解心头之恨。叶来祥是色狼，看见女人就想玩。我家与他家很熟，我老婆与他老婆两人的关系很好，我与叶的关系也好。就 在我做这件事、杀他一家人的前一段时间，我听我老婆说叶来祥很好色。以前我就听到厂里的工人风言风语地说叶来祥与我老婆有关系。我就又联想到叶来祥和厂里别的女人的事，心里就很恨，就想 把叶来祥一家人杀掉，解心头之恨，为民除害。”
  我在实案研究中发现，像杀人、放火、爆炸等有预谋的报复型犯罪心理、行为的发生，绝大多数都有近因存在，这种近因一般都会勾起远因，便是所谓的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最终导致以极端的外 显行为方式做一个了断。
  我们可以据此分析一下，胡成寻的交代是这样说的：“前一段时间，我听我老婆说叶来祥很好色”——此为近因。他由此进而想起以前的“风言风语”以及叶来祥和别的女人的事——此为远因。 他的交代中近因、远因都讲到了，与我在研究中的发现吻合得很好。
  然而，这个近因似乎听起来有点儿牵强，仅凭着老婆说的“很好色”这句话，似乎并不足以导致胡成寻剁肉般地狂砍叶家三口。
  胡成寻以前（或者按工友的回忆为两三年前）听到厂里的工人风言风语地说叶来祥与他老婆有关系，但他当时没动手，说明那件事对他产生的刺激强度还不够，还不足以让他烧起万丈怒火。这并 不意味着胡成寻可以容忍这类事，可能是由于存在着一些别的原因，比如他知道的事实仅仅是“风言风语”，弄不清真假。总之， 他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贸然发作，但他却对此不会不耿耿于怀铭记在心。
  问题出在“前一段时间，我听我老婆说叶来祥很好色”上。胡成寻没有讲他妻子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说的这话，但可以推测这里面一定是有特殊缘故的。按照我对促成犯罪动机外化因素形式规 

 律的研究，肯定是在胡妻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才说起叶来样，从而使胡成寻对叶来祥在“旧恨”之上又添“新仇”。而且这一回对胡成寻本人的伤害，要大大超过两三年前的“风言风语”， 很可能除了夺妻之恨的因素外，还有别的因素存在，所以他不仅要杀叶来祥，还要杀掉他的家人，方能“解心头之恨”。到这个时候，他所决心要做的便是周密地预谋和选择作案时机了。

  按一般情况，人在高度恐惧、紧张状态中体能消耗特别快，比如害怕时出冷汗。胡成寻的体格并不十分强壮，却在一个多小时里连杀三人,砍了那么多刀,又非常细致地处理现场,从容离去。我认为，这说明他的动机强度极高，其内部驱动力致使他的体能超常发挥，作案中所迸发出的潜在能量强度，可能是他一生中再也无法达到的。
  后来办案人员在了解胡成寻的犯罪动机时，找过翟桂花询问有关情况，但无论是问到受害人的事，还是问到她丈夫的事，她一概都说不知道。而另一方面的调查表明，翟桂花与受害人一家已有相 当长时间没来往了。
  无论如何，胡成寻在供述中多次提到的：因叶来祥在外面到处搞女人，我看他不顺眼，加上我听人说叶来祥和我老婆有关系，所以我杀掉叶来祥一家三口——他的这一说法似乎难以让人相信；而 “为民除害，替天行道”的话则更有心理合理化和自我掩饰之嫌。
  有人说，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比较容易判断的理由，一是为自己披上“为民除害”的外衣，将自己的残暴行为合理化，从而获得心理平衡；二是掩盖自己作案的真实原因，而这原因自己又不愿让 外人知道，即所谓的“家丑不外扬”。根据胡成寻的交代，“我知道叶来祥搞了我厂的三名女工，就连我老婆也想搞。有没有搞到我不知道，我也不敢问我老婆。我是听厂里的人说的，工人们都说叶来 祥和我老婆关系十分密切，只是我没抓到他俩有染的证据”，这说明胡成寻对发生在妻子身上的一些事因为“不敢问”，可能就不完全清楚，但又确实听到一些，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推测和判断，背 着妻子实施了他的复仇计划。因为，根据我对翟桂花的心理测试，她对于案情，包括怀疑谁作案的，都是一无所知。而且，这样的分析与胡成寻内向、固执、暴躁的性格也是相符合的。

  那么，在他妻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办案人员曾经找翟桂花询问有关案件的情况，但无论是问到受害人的事，还是问到她丈夫的事，她一概说不知道。
  他们只是从走访调查中得知，近几个月她常去看病，而且去的是巷子里的小诊所。据诊所的人讲，患者被诊断是性病。
  为了看这病，翟桂花没少花钱，但总治不好。后来，可能是病得实在难以忍受，她去了正规医院，结果一化验哪里有什么性病，只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病而已，经药物治疗很快就痊愈了。
  我想，如果胡成寻把叶来祥“好色”、自己妻子不明不白得 “性病”、这病又花掉许多钱久治不愈，他要是把这些事联系起来思考的话，很可能就会形成仇恨叶来祥的真正近因。假定说胡成寻怀 疑妻子得病是叶来祥造成的，那么这件事对他本人的伤害，就要大大超过两三年前的“风言风语”，因为其中除了具有夺妻之恨的因素外，还增添了传染性病的因素、导致花钱的因素，而且这病还久 治不愈。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完全可能导致胡成寻铤而走险，使用极端手段疯狂报复。
  其实，胡成寻一家与受害人一家已有一年没接触了；而法医对被杀的三名受害人也进行了检验，他们都没有任何性病。
  我甚至推想，如果翟桂花早一点到正规医院看病，也许惨案本是不应该发生的。当然，这仅仅是推想而已。
  事实上，对导致胡成寻作案的近因，办案人员已经做了一些调查，只是须等待时机加以证实。
  然而，就在办案人员拿下胡成寻的多次口供、准备对他进一步查证之时，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打乱了预定的步骤，使专案组不得不调整了办案的进度。

                                现场留有证据

  胡成寻有位亲戚在市里当领导，他听说当地的“12·19”案认定了胡成寻的作案嫌疑，根本不相信，他觉得胡成寻平时是很没胆 量的人,怎么会作出这么大的案子来?于是马上带着律师找到专案组理论，一是要看办案中有没有违法行为，二是要看认定胡成寻有没有证据。办案人员很客气地拒绝了这位领导的不合理要求，告诉他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有关情况不便向外泄露，现在见犯罪嫌疑人不利于办案，待案件办结后一定会向他汇报情况的。

  不料那位领导竟借着上厕所的机会，突然闯入审讯室，对正接受讯问的胡成寻厉声说道：“这件事你做了你讲，你没做就不要乱讲！听清楚没有？”
  此刻，一脸沮丧的胡成寻瘫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的这位亲戚摇着头说：“没有用的。我做下的这件事，什么人都帮不了我……”
  然而第二天，胡成寻又翻供了。此后，对胡成寻的讯问异常地艰难起来。
  专案组及时向韶关市委领导汇报了情况，请示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此案。市委领导坚决支持专案组依法办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对那位干扰办案的领导进行了批评。
  案子进入这种状况，寻找证据的任务一下子变得紧迫起来。康志坚亲自上阵，指挥技术人员寻找证据。
  胡成寻作案那晚穿的衣服、戴的手表、骑的摩托车都被刑技人员仔细查验过，没发现有人血反应。
  专案组又请了当地驻军的探雷部队，按照胡成寻的交代，到他扔凶器的地点进行水下金属探测，还带上了警犬，忙活了一整天无功而返。
  接着进行了第二次水下搜寻。关住武江河上游的水闸，派人下水去摸。关闸后河里的水势小了一些，但仍有一米多深。二月中旬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乐昌公安局局长何万飞振臂一挥，说声 “下！”便带头脱去外衣跳入水中，20多名民警也跟着扑通扑通地跳了进去，潜入水里像摸鱼一样反复搜寻。那一天，武江桥上和临近的两岸河堤上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市民围观，他们都想要知道，这 帮警察泡在冰凉的水里，到底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水温实在是太低了，不大的时辰何万飞他们就一个个冻得嘴唇发乌浑身哆嗦。这时,有位常在河里划船打鱼的老翁走到停在岸边 的警车旁问：“你们在找什么？”

  刑警支队政委王印东说在找东西。
  老翁又问：“是不是在找一把菜刀？”
  王印东立即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老翁说：“我猜是这样的。大约在元月初，有一天的黄昏，我看见这一带的水底有反光，明晃晃的，就划船过去，捞上来看是把菜刀、我当时用它刮了刮腿毛，还挺快的。我还奇怪呢，这么好的 刀谁给扔了？我就把它拿回家了。”
  王印东一听兴奋了，马上派人跟老翁回家去取菜刀。那一天的水下打捞仍无收获。
  从老翁家取来的菜刀拿去让叶来祥的母亲辨认。她常去儿子家小住，能确认那把刀同在儿子家用过的刀是一样的。
  案子办到这一步，已经有了证据，好像可以结案了。但这个证据还不是很过硬。因为通过肉眼辨认的结果很难说就百分之百的准确。另外，胡成寻从自家带去的凶器一件也没找到，不知道给扔到 什么地方去了。
  找不到过硬的证据，“12·19”案就算有了口供，也难以进入诉讼程序。
  我在心理测试认定了胡成寻的嫌疑后，曾向康局提到以前办过的一起系列强奸案，那个案子是通过在不同现场提取的毛发最终确定了作案人。
  当时，康志坚认为此案现场已被技术人员仔细勘查过，没有任何发现，再去找恐怕也不会有发现。后来在审讯的时候，康志坚感觉到，胡成寻在叶莹身上动了不少心思玩了不少花样，为什么要那 样做，他应该是有话可说，但每次在交代中都只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似乎在隐瞒着什么。另外，胡成寻有什么必要把叶莹桌上的作业本等也一股脑地泡到水池里？又为什么要对着她学习用的书桌冲 水？是不是那里留下了他的什么痕迹想要给冲干净？为寻找证据，康志坚再次把案件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觉得作案人在现场很可能还有些不愿让人所知的行为，而且他即使用水冲刷过现 场，有的相关痕迹却是不会随水消失的，如果重新勘查现场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这样，他亲自组织技术人员回到发案现场，分片包干，按照规定程序对现场一寸一寸地勘查，重点是在叶莹的房间。这次细致入微的勘查总共提取到4000多根毛发，每根毛发都标定了提取的位 置。法医邓小卫用显微镜一根一根地观察分类，其中有人类身体不同部位的毛发，还有受害人家以前所养宠物掉的毛。他按照毛发外部形态的种属分别，从中挑出了四根人的阴毛。
  这四根阴毛作为检材与犯罪嫌疑人的样本一块被送到了北京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2001年3月18日鉴定完成，根据毛发线粒体 DNA测序,认定在叶莹房间提取到的一根阴毛与样本同一。
  尽管对此案中胡成寻的某些行为已不可能完全查清楚，有的可能永远就是个谜了，但毛发DNA的鉴定表明，他的作案嫌疑是板上钉钉——没个跑。
       2001年4月初,案件被移交检察机关。4月16日,韶关市人 民检查院就此案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附带受害人亲属提出的民事诉讼。4月28日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成寻死刑；同时判其向受害人亲属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生活费等共计人民币267,532.8 元。同年9月，胡成寻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至此，“12·19”案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