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编导王剑锋，前些年每次回到老家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都会从认识不认识的人那里听到：公安大学有个武教授，破案可神啦，好多年前呼市发生的案子他都能给破掉！这样的话他听多了，就对我有了进一步的兴趣。2001年的时候，王剑锋曾经找过我，见面就说：“你可不知道，呼市的人把你描绘成了什么，说你背着双手，只需到发案的地方一转悠，案子准拿下！……你办的那些个案子，都传神了，我们老家那边的人差不多都知道。”
  我笑了笑，说：“嗨，那不过是传说嘛，哪有这么神。”
  这样，我们在一块聊了聊关于中国警界科学应用心理测试技术破案的话题。后来，王编导好像还随着我们去了一趟保定，要观看实测案件，但那次只是将已有的嫌疑人排除了，没有结果，还须继续侦查，不过他对这项技术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到了2002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剑锋给我打来电话，说是从中央电视台《午间半小时》节目里，看到我在江苏宿迁市泗阳县办的一起案子，很漂亮。那个案子是我的三位学员主持测试的，他们学成之后进入实测，我给配合了一下。有一位台商回到故乡宿迁探亲，一天晚上他放在木箱里的文件包没了，钱不多，但回乡证等重要证件都在里面，这可是大事。我接到电话很快就去了，心理测试测出文件包就在家里，给埋了起来。是台商的一个远房侄子干的。没出一礼拜案子就破了。
  打完电话没过多久，王剑锋又来找我采访。这次谈完后，他下了决心，要把心理测试技术办案的内容作为节目选题，向央视领导正式提出。

  那段时间，因为某些公司人员办出了云南杜培武冤案，否定“测谎”的议论正如开锅水一般，沸沸扬扬。在杜案中，由于某些公司人员及由他们短训的年轻测试人员照搬使用美国陈旧的“测谎”方法，导致错误的结论，对冤案的形成负有一定的或者说是重要的责任。但是，要说这起冤案完全是所谓的“测谎”一手造成，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此，也是有失公允的。若是因此而将心理测试技术全盘推翻否定，则更是因噎废食的荒唐，绝对不可取。因为，那些使用所谓“测谎”方法的人及那些“测谎”人员所办出的错案，并不代表自从我国公安部门引进这项技术后这些年来总体发展的主流和办案实测的状况。
  在此种背景下，央视《新闻调查》和编导王剑锋能下决心把摄像镜头对准心理测试技术，我自然很是佩服他的眼光和求实精神；因为我始终坚信，混杂在这项技术传播中的那些曾经被奉为真理的谬误迟早要被剔除尽净，它的科学真髓必定会在刑侦破案和案件审理中大放异彩。
                         

                       或者成功或者出丑
    

      2002年的“十一”过后的一天，王剑锋和央视著名女主持人长江一块来找我，说拍摄专题片的事台里已经批准，可以动手了。我说，我们这边也得走手续，得拿着央视的正式介绍信，跟我们校办联系，由他们呈报校领导批准。当天下午，他们就找到校办联系，报上去后，主管这项工作的李副校长当即作出批示，同意拍摄，并指示我抽时间予以配合。
  办好采访手续后，他们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时候，我先送给长江一本《中国刑侦测谎大揭秘》，说：“你可以从这本书里了解一些内容。”
  她很快地翻了翻，笑着说：“哎呀，这本书，怎么说呢，写得有点儿过于相糙了。有些案于，可以看出来是很经的是很值得好好下功夫写的……”

  “我过去也爱好写报告文学……”她又翻着书说道，“这些案子适合写报告文学的，好好地挖掘一下，肯定好看……”

  实际上，对这本“大揭秘”，我也觉得是编的成分远大于写的成分，谈不上多少文学性。但是，作为一本最早系统记载中国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早期发展状况的普及读物，是有它的资料作用的。后来，我才知道，长江原当过报社的文字记者，是位写报告文学的名家高手，文笔大气而充满激情，她的不少作品曾获得过全国性的大奖。
  他们向我谈了大致的拍摄计划，同时提出了一些配合拍摄的要求。
  就是从这个下午开始，央视《新闻调查》对心理测试技术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与采访。
  在这部专题片中，长江担任出镜记者，我是他们选定的第一名调查对象。按照拍摄计划，首先需要我给长江来一次模拟测试。又是一个下午。我和研究生顾红梅在心理测试室里面调试仪器，央视的同志们在旁边把摄像机架了起来，大家正在准备进入状态，这时长江的手机响了。是她女儿打来的，下课了，问她妈在哪儿呢。长江说现在正有事，走不开，让女儿自己先回家。我正好接着这话题，说：“咱们可以先测测你的孩子。”
  长江说：“测什么？”
  我说：“年龄、属相，都可以测。”
  长江说：“可以啊！”
  于是，在她身上、手上安装好传感器后，就开测。问了两遍问题，我说出了她女儿的属相。她有些惊讶，说：“哟，真让你说中了。”
  我说：“不是说中的，是心理测试的结论。”
  她很兴奋，说：“再来！再来！”
  接着是测数字。整个测试过程都是活动在镜头之前的。在电视片中，长江面对镜头先说上一段话：“现在我马上就要亲身接受一次心理测试，一会儿我会给测试人员一组数字，其中的一个数字(2)我已经写在了这张纸上，最后看看能不能把它测出来。”并告诉观众：根据武伯欣教授介绍，记者既然在5个数字中选出了这个字并且把它写在纸上，那么在记者的心理就会对这个数字保留下不同于其他数字的心理痕迹。在测试中，当测试者问到这个数字时，记者相应的心理生物指标就会产生较为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数享的变化，从而被主测试人测试出来。

  录制这段内容时，我当然不能在场。事后我看到片子时，感到其中隐含的潜台词是非常清楚的：或者成功，或者当众出丑。但这样的测试对我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不会有紧张感的。
  我让她非常自然平静地坐好，眼睛看着墙就行。她说自己很平静。我看她准备好后就开始提问-----

  我说：你的名字是叫长江吗？
  长江：是。
  我说：你是北京人吗？
  长江：是。
  我说：你刚才写的那个数是写的“1”吗？
  长江：是。
  我说：你刚才写的数是写的“2”吗？
  长江：是。
  就这样问了两遍问题，我说：“可以结束了。”
 “完了？”她以为还要测一遍呢。
 “已经露出来了。”我说。
 “几呀？”她笑着说。
 “就是‘2’嘛。你等一会儿回来看一下你的图谱你自己就知道了。你看，这样的反应，一个是红色曲线，在上面时间比较短……”
  我指着图谱给长江解释。她的悟性极好，不用多说。她把图谱挨个看过，看到问“2”以外的数时，图谱曲线没什么太大的起伏，而问到“2”时，曲线出现的波形十分特异，先是呼吸的绿色曲线起来，接着便是皮肤电的红色曲线居高不下，她说“像个‘几’字”。对这个特异的波形她记得很牢固。

     她说：“这玩意真是不一样，测试时我可没什么不同的感觉觉呀！”

  我说：“你没感觉，可有心理反映呀。我一提问，你对外界信息有这个映像，马上就会被唤起。这个心理痕迹映像，是知、情、意活动的整体。问到问题时，有的是原有映像的恢复，有的是由情、意引发。比如测试你女儿的属相，就是由母子情引发的，和相关的映像勾连起来，即巴甫洛夫讲的暂时神经联系，然后是生理指标出现波动。”
  实际上做了两次模拟测试，正式播放的片子里只选用了测数字的那一段。对模拟的结果长江诚心表示信服了，但她还表示这终究只是一次模拟，真正的实测会是如何表现，须拭目以待。
                   小A的嫌疑最大
 

   拍摄实测，长江他们提出的要求仍然是不能报道恶性案件，而我给联系的也仍然是河北省的案子，邢台市有一起难以攻克的珠宝内盗案。
  我曾多次到邢台参办案件，上次吴琼他们拍片去的元氏、柏乡,都在邢台那一片儿。负责侦办这起珠宝内盗案的曹朝晖中队长原来是干预审的，1996年，他从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对我应用心理测试技术办案的介绍,就特别感兴趣,千方百计也要找到我。他跟我提到了省警校的犯罪心理学教师郑秉晨,我说我和郑老师很熟悉,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曹朝晖通过电话告诉我，他们手中的是这样一道难题：

     2002年8月12日上午9时许，位于邢台市中兴东大街的某珠宝行员工取回存在银行的珠宝首饰，在云龙大厦16楼办公室里进行清洗，并剪掉上面的旧标签，挂上新标签，为重新装修好的门市部开业做准备。
  有四名女员工负责清洗首饰，两名男员工和一名女会计帮助更换商品标签。中午，他们是在办公室里吃的盒饭，休息了一下继续清洗。下午4点钟时，当清洗工作结束准备清点入库时，发现钻、石项链和石吊各少了一件，总价值一万余元。珠宝行经理闻讯赶来，组织在场的七名员工仔细查找，折腾到晚8时许，丢失的珠宝仍未找到，经理只好让员工各自回家。

     8月13日上午9时，经理向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刑警三中队报案。中队长曹朝晖立即组织警力到现场展开调查。经了解，昨日清洗、整理珠宝的七名员工一直在办公室，没有远离，且无外人进到这里，因此可以认定这七名员工均系涉案嫌疑人。但这七人都矢口否认拿了珠宝。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名女员工的嫌疑从这七人中凸现了出来，这名21岁的叫小A的姑娘，曾在工作时舍近求远，从16层下到14层去卫生间，而且随身携带了手提包。下班时，她的男友在外边等她。他们就要结婚了。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可疑的迹象，由于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警方缺少足够认定小A作案的相关证据。两个多月过去，这起并不算大的案件毫无进展。
    10月18日，曹朝晖亲自随车从邢台来到公安大学。我和研究生林浩坐曹朝晖的车。长江他们的摄制组，编导、摄像、录音等有五、六个人，拉着器材，开的是他们采访专用的面包车。当晚到达邢台，记得晚饭吃的还是饺子，住进宾馆后，长江还买了一大包卫生纸，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卷，告诉我说宾馆的纸有可能不合格，最好不用。我觉得，长江是个心很细的人，从她对我的采访中则更可以体会到这点。
  第二天上午，看了发案环境后我就和曹朝晖中队长、办案民警姜海玉等坐在一块儿研究案子。珠宝行经理说，他对追回东西来不抱什么希望，就想把做这事儿的人找出来，开除掉就算了。我在许多老板那里都听到过类似的话，一些商人在遭遇窃案后似乎都倾向于破财免灾，但这种态度反而会纵容犯罪。如果盗窃者逃脱掉惩罚，下次有机会了更得伸手。
  我说，从介绍的情况看，上午开始干活时东西都在，到了下午4点钟就少了三件，那么肯定这七人里有伸手的，恐怕也不排除有知情的，也可能互相关系不错，知道了不说；但也可能要超出这七人，我就遇到过老板嫁祸于人的案子，所以嫌疑人是八个。

 “这期间你去过那间办公室吧？午饭的时候，或是过去看一下他们的工作进展。”我问珠宝行经理。经理笑而不答。从他的态度看出，他肯定是去过的。我又说：“如果这七个人都测否，你就要做好准备接受测试。”经理还是直个劲地乐。但我说这话是认真的。也许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毕竟是一种可能，不可漏掉。
  接着，我开始分析属于作案人独有的心理痕迹中的时间知觉、方位知觉、作案动机等等。比如作案人可能对拿首饰的时间并不清楚，但他对在什么时间段拿的是清楚的，是在上午还是下午，是在午饭前还是午饭后，是擦拭之前还是擦拭之后，这些肯定是清楚的。我需要详细了解在这方面的侦查情况，综合考虑这些问题。
  这时候，长江问我：“刚才我注意到您问得特别细：是一次拿走的还是分两次三次拿走的？干嘛要问得这么细？”
长江问的实际上涉及到心理动态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以什么理论来指导动态分析？最主要的就是心理科学。作案人从案前到案中，再到案后，他会有着什么样的心理痕迹，这是心理动态分析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因此无论是提出问题的角度，还是对作案情节的选取，包括下一步出测试题的每一句问话，每一个词的使用，都要有充分的心理学依据。但这些内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的。于是，我简略地解释道，有些内容可能更细，如拿走的首饰值多少钱，标签上是多少钱，但我们不问这些，我们注意的是案件中时序性的东西，那只有作案人知道，而无辜者不可能知道。

  在我们讨论分析中，长江坐旁边一直在本子上记录。很快，话题转到了重点嫌疑人上。大家都盯着小A,说她上厕所，不在本层楼上，偏要下到14层去，还背着自己的小包，男友也来找她，是不是事先约好了的？各种推理假设都有。
  长江说：“这七个人的排列当中，20岁这个小姑娘她中途上厕所，而且不在16层，在14层，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号嫌疑人。”
  我说我始终不这么看，像她这种嫌疑的，不可能没有别人。如果对小A用逆向的思维，她的嫌疑就下降，上厕所的事就构不成点。比如到14层去,可能就是图个厕所干净;至于随身带着包,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女同志总有一些随时要用的东西随身带着，不好凭这一点说人家偷了珠宝，这样说就是主观武断。更何况上厕所的人，小A绝不是惟一。虽然侦查方面没有提供都有谁上了几趟厕所，但任何人都可以确信，七八个小时里，不可能其他几人都不去厕所，还有吃饭时间，洗个手什么的，也免不了会有人进出办公室。所以说，这个嫌疑人现在还不好把她作为惟一绝对化了。

  我发现，侦查中的许多失误都是这样造成的：从现场反向推，所有思路向某个嫌疑人聚合，这样往往导致过早地收口，放弃了对别的人的调查，而对这人则是怎么看怎么像，结果可能恰恰就是看走了眼。现在的问题是，还不能排除其他几人，就把视线集中到一人身上，这样很容易出现失误。所以要考虑，可能是两人以上作案，这里包括外人。从大量的案件看，凡是涉及到赃物，多数都有收赃买赃的，他们本身都是同案犯，对这些情况分析时不能不考虑。
  听我说完，长江问我：“你这么分析，有多大把握？”
  我说：“我只能告诉你，连老板共八人，肯定跑不出这八人去。”
  长江说：“连老板都是嫌疑人啊？”
  我说：“万一是嫁祸别人呢？这样的案子我遇见过不少……”
这样，差不多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完成了案情研究。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我开始和林浩编题，同时也给他讲一些编题的要领。长江他们又过来采访，问编了多少题，什么是目标问题，等等。说着说着，她又提到了上午问过的问题：“您看这个题，‘那天上午拿的吗？/中午吃饭时拿的吗？/午饭以后拿的吗？’这实际上不就是要问他什么时候拿的吗？干吗要问得这么细？”
  我当时说：“编题当中，有一些是目标问题，有一些叫参照问题，就是不能问他说几点钟拿的，因为几点钟拿走，作案人有可能当时并没有很准确的这种时间知觉，他有一个时间段的，所以干脆都并列地摆在这，假设这里边有一个时间段是他作案，那么肯定就会有相应的紧张峰出现。”
  据我多年实践办案的研究，编题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其实，我编的题根本不能说细。把时间段和具体钟点一比较，就清楚哪个粗哪个细了。我不知道我的回答讲明白了没有，反正后来长江没有再问这个问题。

  就在我们编拟测试题的同时，曹朝晖和央视的同志在宾馆会议室的一角布置了一间测试室。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专门用白布单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小空间，以便于摄制组隐蔽摄像机。摄制组带来了两台摄像机，一台固定在白布单的后面，从侧面对准我们测试人员和被测人；还有一台扛在肩上，机动拍摄。另有专门的录音设备和录音师。
  像这种有主持人出面的拍摄，确实跟一般的摄制组不一样。在测试中，被测人测完一出屋，扛摄像机的同志马上过来把镜头对准我，看我怎么说，绝无任何的现场摆设，也无须事后补拍。我感觉他们的整体技术非常到位。
  大家都准备好了之后，长江对着镜头先说了一段：“经过了犯罪心理动态分析和综合法编题两个阶段后时间已经接近下午五点，测前访谈阶段和心理测试马上就要在这间已经布置好了的工作室里进行。那么，刚才主测人员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对这次心理测试的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事实呢？”
  她的话仍然是悬念式的：请大家注意下一步的事实，同时明显地暗示着，下面的进展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并不确定，全看“剧情”如何发展了。我想，假定这次测试如果出了纰漏，比如搞错了或无结果，他们也一定会如实地播映出去的。虽然有这种感觉，但我的心里非常坦然，搞了这么些年的实案测试研究，我就希望不断地得到这种实打实的而且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审定和检验，从而使主管领导部门和公众能够了解到我国这项技术在进行现场实测时的真实情况。
                   

                       测试指向心理事实本身
 

   长江在我和林浩中间稍靠后的地方放了一把椅子，坐在这儿，可以观察到计算机屏幕上图谱的变化，也方便随时向我提问。我跟曹队长说，先找一个疑点相对较小的来测。我所倡导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首先是要保证能够排除无辜，不能够排除无辜，测试题没有效度。美国的那套“测谎”方法根本达不到准确排除无辜，往往是这个不能排，那个也不能排，每个人的图谱都近似，只好跟着测试人的感觉走了，碰上被测人多的案子准露马脚。

  首先叫进来的是女员工小B,是个领班，工作表现积极。我把对她的测试看做是一次预试，主要是先找到一个无辜曲线的比对基础，想着只要测上一遍可能就把她的嫌疑解脱了，所以在测前访谈前还开了个玩笑。
  我问小B:“有30岁吗？”
  她说：“31了。”
  我说：“保养得好啊，不像这岁数。”
  她说：“什么？”
  我说：“说你保养得不错，皮肤不错。”这时，我注意到她的脸皮有些发紧。
  她说：“咋啦？”
  我说：“不咋啦。”她怎么会这样？自我设防，说明她有心理准备，但我没多想，认为这人可能就是这样的性格。
  我开始把话题转到丢珠宝上，说：“反正这东西肯定是有人拿走了。”
  她点头说：“是。”
  我说：“现在这恐怕是事实了。那么不管谁拿了，咱们常说的有句老话就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反正你可以相信，不管怎么做，肯定我们不会冤枉谁的。”

  ……
  经过谈话和履行必要的手续后，开始对她正式提问测试------

  我说：你记得那天办公室有人拿走珠宝首饰的事吗？
  小B:不记得。
  我说：拿走珠宝首饰的人是和老板有矛盾吗？
  小B:不知道。
  我说：拿走首饰的人是急需要用钱吗？

     小B:不知道。
  我说：拿走首饰的人是为了还账吗？
  小B:不知道。
  按照拟好的测试题，分别从作案人的动机、是否有预谋、几个人作案、作案时间段、偷拿珠宝首饰的顺序、当时得手后的隐藏地点、如今珠宝首饰的去向等等全部55个问题进行了提问。
  一遍测完，我对这人已经有了几分的怀疑。在第三问，“你记那天办公室有人拿走珠宝首饰的事吗？”当时皮肤电红线一下子就起来了。我在记录纸上习惯地打了个勾，只觉得可能是紧张度闹的。但到了后面的题，心理对映基本都出来了：动机是为了还账；作案人数在一人、两人上都有反映；作案的时间段是下午拿的，擦拭之后拿的；藏在衣服兜里了；当天拿回自己家；心里害怕，现在心情很后悔，愿主动交出来；现在珠宝的下落已卖成钱了。大概能看出就是这些对映点位。但是，她的生物指标信号强度不够，有三个目标题的信号下降，所以还需进一步测试。
  给小B取下身上、手上的传感器，我对她说：“先到这儿吧，休息一下。你有点紧张呀。”
  小B:“我紧张？我觉得不紧张。”
  我说：“是吗？吃饱了吗？要不然是中午没怎么吃饱？”
  小B:“咋啦？吃饱了。”
  我缓和地说：“没有咋，我们就是说咱们休息一下，喝点热水。”
  小B端起水来想喝，又太烫。可以看出，她测试时使劲咽唾沫，这是口发干，心理紧张造成的体征。我说：“你端着水到那边去休息吧。”我又告诉曹朝晖，她的体能不好，给弄点儿东西补充一下。
  小B刚迈出门，摄像师马上扛着机器把镜头对过来，长江问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可以给这人下个似知情，体能不好。这个人需要关注。”

     对于这个人，长江没有再问下去，这时她急于要看到的是对小A的测试。

  这样，曹朝就安排那位人关注的一号嫌疑人小A为第二名被测人。我在跟小A谈话时，觉得她很坦然，眼神也不躲避。
我们谈完就开测。看图谱，呼吸不大稳定，另两个指标无任何异常。

  ……
  我说：拿走首饰的人是一个人做的吗？
  小A:不知道。
  我说：拿走首饰的人是两个人合伙做的吗？
  小A:不清楚。
  我说：拿走首饰的人是还有别人帮忙吗？
  小A:不清楚。
  我停住了测试，说：叫她回去吧。
  小A:可以走了吗？

  我说：对。
  为什么这个警方认为嫌疑最大的人与第一个被测人不同，仅仅问了她25个问题，我就结束了测试？这是根据对她的观察和实测图谱判定的。

  这两个被测人的气质类型不同，表现在图谱上的波形也有差异：第一个是黏液质，呼吸平稳；第二个是胆汁质，呼吸不稳。这是人格的个体差异造成的。我特别地不赞成现在就搞什么全自动的测试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对人心理的个体差异并没有研究透了。现在搞的全自动仪器，是建立在假定人的心理、生理都一致的基础上的，所有的差异都舍弃不考虑了。这种全自动仪器的设计思路和认识明显地违背了心理科学，根本站不住脚。

  镜头又往近处对准了我。

  长江说：“这个人才十分钟不到；第一个人做了差不多四十分钟？”

  我说：“对呀。第一个我们就不放心，知道吧，显示出她有点知情。”
  长江说：“那你现在对第一个人敢排除吗？”

     我说：“我现在不敢。你看，第二人我说你回家吧。”

  长江说：“可是在分析的时候，我听了，就这位21岁的小姑娘最反常。”
  我说：“对呀。但是我呢，我就说一定要否，往下否，我得凭测试图谱来定。根据图谱，这个人25个题就敢排除了。”
  长江说：“那刚才第一个小B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我说：“第一个人，她的呼吸虽然挺稳，但是皮电不正常。”
  长江说：“皮电是图谱上这个红的吗？”
  我说：“红的”
  长江说：“刚才我看到第一个皮电的时候，还出过这种框。”她用手指在屏幕上指画着。
  我说：“对啊，直角的，上去的斜率特别陡，然后走直线，那就很异常。所以我为什么不放心呢？一直问完了问题。”
  谈到这里，长江又换了话题，问我为什么提问时的声音跟平常说话不一样，有点像吟唱似的？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人用到“吟唱”这个词，经她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儿这个意思。我说，这是因为提问需要保持一样的语流、速度，包括声调。因为声音忽高忽低很容易导致被测人听到高音时出现过敏，尤其有特别明显的问题刺激他时，最易造成纯生理紧张。
  我们谈过一段后，又继续往下测。其余的五个被测人的测试过程，几乎与第二个被测人一样，都是分别用时十分钟，仅仅被测试了20多个问题就被确认为无辜。这个过程中，长江都能看出来了，图谱上都很平稳，没有大的起伏。全测完之后，已是晚上10点40分左右了。大家都为没有测出作案人而感到有疑问。我没有多解释，跟曹队长说：“那个小B吃好饭了吗？”
  曹队长说：“她不吃。她丈夫找到这儿来了。”
  我说：“让他等着吧。不吃不行，问问她想吃什么，一定要让她吃。"
  刑警去问小B。她想了一会儿，说喝奶吧。正好宾馆开了夜宵，给买了一碗元宵，又买了一杯牛奶。小B吃了三个元宵，喝了一些奶。我们又接着测，就这55个问题连着提问了三遍。这个过程中，长江进一步找到了感觉，跟我说看到图谱里的红线出现的“几”字形，与对她模拟测试时出现的差不多，特别是一问到“还账”那块儿，红线腾的就直往上蹿。

  结束测试后，我对小B说：“你先下去吧，你先到那边的几号房间里等着吧。”
 “这下可够戗了吧！”待小B低头出去，长江紧张地跟我说，“我都觉得心直跳。这后两遍基本上反映强烈的地方就太多了。”
  我说：“这就是涉案了。”
  长江说：“第一遍测完之后，你给她下的定义是似知情？”z
  我说：“现在看，这个‘似’字就得抹掉了。”
  长江说：“武老师，我还是请您非常慎重地回答我这一个问题：如果她涉嫌作案成立的话，今天晚上这个人就真的走不了了？”
  我说：“肯定走不了。因为第一遍我就觉得她就走不了了，我们为什么连着给她测这么多遍，我们也很慎重。”
  长江说：“那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做什么？”
  我说：“就是测后的谈话、讯问。这个阶段跟一般的审讯有区别，因为一般审讯是直接地人对人就拉开了，这个呢，是在心理测试之后，在心理上已经把握了她很多认知过的这种心理痕迹，所以跟她谈话就能够切入她的最要害的地方。”
  整个测试结束的时候已是午夜12点左右了。曹队长连夜组织研究讯问方案。我向他们介绍了测试中这名嫌疑人在9个目标问题中的心理对映情况，说：“这个人现在心理状态感到后悔，因为我们的题目里有啊——‘拿首饰的人现在很后悔吗？”她的反映很突出。根据这个测试结果，可以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还账，所以从审讯上，我倒建议是这样，多理解她、尊重她，让她好好谈谈自己家里到底过得怎么样……”
  曹队长很会审案子。我是夜里1点多钟睡的，刚躺下不久，编导王剑锋就来敲门，兴奋地说：“小B已经供了！”
  据小B的主动交代：她与丈夫都是下岗工人，因丈夫多年重病缠身，巨额的医药费使这个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2002年7月，她得到了珠宝行营业员的工作，干活积极认真。8月12日这天，在对首饰的清洗、整理中，她临时起意，趁人没注意分两次偷偷地将白金钻戒、钻石项链和钻石吊坠等三件珠宝首饰掖进衣兜内。她当时穿的是件牛仔裙，上面的兜盖完全遮住了衣兜，不细看还以为那是胸前的一个装饰物，所以当时没被发现。得手后，她将这三件首饰转手变卖，获得赃款7000多元。事后，她非常后悔，那段时间她每天卖力地工作着，想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一念之差”，缓解心理压力。从对她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她所交代的作案动机、作案时间、珠宝首饰的藏匿地点等等问题，都与心理测试的结果相吻合。
  这时候，长江趁热打铁，又开始对嫌疑人小B进行了出镜采访。我很佩服她这股子打破沙锅问到底、不问清楚不罢休的劲头。应该说，他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对被测人的一种心理问卷，测后就问，很真实。这样的采访内容，不仅在他们的专题报道中有认识事实真相的价值，在研究上也是有它的心理学意义。
  且让我们来听听，小B是如何描述她测试时的心理状态-----
  长江：“当时你进那屋子里以后，测试人员告诉你了，现在要对你做一个心理测试，你当时心理上的第一反映是什么？”
  小B:“害怕、心虚。”
  长江：“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小B:“光知道是测谎用的。”
  长江：“你觉得能测得出来吗？”
  小B:“我想不会有啥吧。大不了我表面上镇静一点，看上去没有什么事似的。”
  长江：“所以当时在测你的时候问的那些问题，你当时好像回答的基本上都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回答呢？”
  小B:“说话越少，就好像越看不到什么似的。”
  长江：“那你现在回头看，对这个仪器、对这种心理测试相信吗？"

  小B:“我相信。我现在不相信不行，因为回来以后曹队长把做的记录让我看了看,在哪方面回答问题时候有什么心情的波动 啊，什么变化啊，我一看，我觉得说的跟我心里想的就是完全一样，所以我相信。”

  从我对小B的测试情况看，她属黏液质气质，在图谱上血压、呼吸变化都不大，但通过察言观色能看出一些问题来，她自述“害怕、心虚”，外在表现是语言设防、口发干、吃不下饭等。按照心理学的要求，这种对人心理的检验测试，同步的观察记录是不可少的，察言观色，在心理测试评判中必须占一定比重。小B的自述表明，她的情绪外显变化与她内在的情绪心理生物指标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根据心理测试，可知小B对做这件事感到非常后悔；在她向警方交代中，她表示要积极协助警方找回被盗的赃物，希望以此来减轻对自己的惩罚。
  我们再来看看一女一男两名被认定无辜的被测人有着怎样的体会------
  长江：“你当时从内心来讲是同意测还是最好能逃避掉？”
  女被测人：“我感觉还是测吧，我相信现代科学，因为毕竟我是人正不怕影子歪。”
  长江：“那测的时候紧张不紧张？”
  女被测人：“当时是有点儿紧张，就害怕如果有电什么的电我一下，别的倒是没有什么吧。”
  长江：“老百姓通常一听测谎仪也都会害怕。”
  男被测人：“我不会。”
  长江：“你怎么不会？”
  男被测人：“因为我没做这事，不害怕，我还是相信高科技，测谎仪不是测你说话的，对不对？说话想什么说什么，反正就是是与不是，就这两者呗。心里不心虚怕啥？”
  长江：“仪器万一给你检错了呢？”
  男被测人：“检错了，法律是公平的呀，我可以告呀。”
  在跟踪了邢台珠宝行被盗案心理测试的全过程后，包括测后的破案，长江跟我说，真没想到会是这么圆满！她还想着，如果这个案子拿不下，还得再去找一个案子拍。她对这项技术看得很明白，也看出了根本不是在测谎，而是测真，是检测具有与涉案相关的心理事实的人。她说，以前对测谎的认识确实有问题，现在看出，这种测试指向的是心理事实本身，而心理事实又是对案件事实的反映，应该说，它是具有证据特征的。

  谈到证据特征，我想起了资深公安法制文学作家艾群所写的纪实文学《京都预审官》里的一段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起预审官汲潮智审蒋“总统”秘密特使案。汲潮不过是跟这位自称是“总统”贴身副官的人摆谈了一阵子龙门阵，有意识地问了一些老蒋的身体状况、生活嗜好及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结果发现这位特使连老蒋一口假牙、讨厌抽烟、极少喝茶等都不知道，至于台湾的《中央日报》、“国防部”地址在哪条街上，台湾的地方戏等，说得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含含糊糊。在这个案子中，实质上汲潮也是在检验受审者的心理事实——作为贴身副官应该知道的东西他却不知道——他的大脑里并不存在应有的心理事实，这样就足以认定他决非特使而是冒牌货了。
  同理，一般案件中的嫌疑人都说自己对案件的情况不知道，通过心理测试发现某人存在着与案件相关的心理事实，那么他的涉案嫌疑也是跑不了的，否则就无法对他为什么具有与案情相关的心理事实作出解释。
  事实上，类似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根据某人有无某种心理事实来判断其言行的真伪，或者向可能具有某种心理事实的人了解某些情况，这是人人都熟知并随时都在使用的一个基本常识。
  长江他们在完成对我所献身的心理测试技术理论、方法、实测技巧等方面的“新闻调查”后,接着根据计划又采访了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理事长刘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张屹、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下建林。
  据张屹庭长介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从1998年开始的三年间，陆续在七例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由武教授主测使用过心理测试技术。这七例案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其中一个案件为例，1998年，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杀人案，法院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告人不服,上诉到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法官们发现整个案件中一审被告人的口供是本案定性的重要依据，可是这些口供之间，口供与其他证据之间又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状况，很难就此认定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一审被告人进行了心理测试，理测试的结果也恰好印证了法官们的判断，于是此案被认定为证据不足，那名一审被告人也被改判为无罪释放。

  对这一部分采访，长江他们在专题片中使用的小标题是“慎用测谎仪”。片中认为：在我国，这项技术虽然已经有了十多年的研发和使用历程，但是迄今为止，对于这项技术的理论基础、使用过程中的法律程序、测试主体和被测人的限制范围、仪器的生产销售和规范化行业标准、测试人员的资格认定与培训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规定，这就造成了目前这项技术在我国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局面。
  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我认为，近些年来这个领域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上不断地出现有人简单仿冒所谓来自美国的自动化仪器，并通过某些人向实战部门高价销售未经疑难案件样本检验的设备，这些人不负责任地传播错误的、过时的“检测口供真假”的“测谎理论”，私自办班、发广告、推销仪器以及实测案件，表现出极强的欺骗性和牟利动机，已经在全国各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云南昆明杜培武冤案、安徽芜湖刘明河冤案等等已经曝光的案件，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后来，长江给我通电话说：在江苏和政法大学采访时，他们都还是以为“测谎”就是检测口供呢，这可跟我们在你那里了解的检测心理痕迹不一样……证据无非是指向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嘛，我看你所做的工作是在真正地使这项技术朝着证据方面发展江苏省高院，我应邀去办过不少案子；政法大学，我也应陈光中教授等博导的邀请，去给博士研究生讲过课。由此我感到，就像有些人当年把心理学打成唯心主义伪科学一样，错误的“测谎”理论一旦传播进入人脑，若想短时间把它纠正过来，又是何等的艰难。不过，听完长江的话，我的内心最终还是充满了宽慰。
  长江他们完成的这期“新闻调查”，片名叫《测谎仪解谜》，于2002年12月22日至24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二套节目分别播出，片长约40分钟。此后，这期节目又多次在央视多个频道播出，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己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已经开始拨乱反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