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初测试过安徽郎溪那起杀人碎尸案后，像这种已经被某些自称为专家的人测试过的、却又无法确认嫌疑人的案件，我几乎每年都会碰上几起。说心里话，这类案件开始我是不想接的，谁经手的案件谁就应该负责到底，搞错了就应承担责任；但每每又无法拒绝来自刑侦一线办案单位的力邀。
  后来，我发现这类案件还必须要接办，因为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纠正一起错误的“测谎”案件，更在于通过这种纠正，让办案单位了解到科学的心理测试理论和方法，避免今后遇上那些“李鬼”式的“测谎”专家再上当受骗。
  比如陕西渭南这个地方，曾有一位“测谎”专家去那里测试案件，当时测了几个嫌疑人，说这个定不了，那个也不好说，没个明确态度，把办案人员都说糊涂了。最后办案单位要那位专家给出个测试报告，要了很长时间，但不知啥原因那位专家就是拿不出来这个报告。如此一来，当地的刑侦部门对搞“测谎”的非常失望。
  后来，渭南派李大鹏等人来公安大学跟着我学习心理测试技术，学完后请我到他们那里测试案件，结果连破两起重大疑难案件。此后又被请去五六次，在渭南市及其所辖的大荔等地测试，均取得良好效果，如大荔县入室杀三人案，蒲城县失踪人被害案，渭南市潼关涉黑爆炸案等等。两下一对比他们明白了，原来测不明白案件的是那些所谓搞“测谎”的“李鬼”，而真正的心理测试技术跟李鬼式的所谓“测谎”，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绝对是两码事。
  坦率地说，对来自美国的这套过时的“测谎理论”，我曾经历过接受、怀疑、摒弃直至不遗余力反对的这么一个过程。按照这套 理论的“准绳法”去测试案件，在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或侦查中摸出的嫌疑人准确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似乎能起到对嫌疑人施加心压力的作用，也可以找出某个实例来，但一遇上多条线索多个嫌疑人的案子肯定抓瞎。从实战看，按照这种方法去测试案件，确实是测错了相当多的案件，可以说是谬种流传，害人不浅。

  记得1997年我在学校听一个学术报告会，一位公安部著名刑侦专家很严厉地批评说，你们这里有那么一伙人到内蒙古包头搞一个枪案，假模假样充什么能人专家，说能测谎，上上下下折了个遍，认定十几个嫌疑人，结果最后证实一个都不是，还因此酿成重大的伤亡事故！我当时说，这个案子的情况没听说过，肯定不是我们公安大学搞心理测试的人办的，至于别人去没去就不好说了。后来了解到是大学里某个人和某个仪器公司的人去的。
  这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若再允许美国的那一套方法传播并用于实案，必将给心理测试技术在中国的推广使用造成混乱，所以我不管在学术论文中还是日常工作中，都旗帜鲜明地表明反对将心理测试技术等同于“测谎”，反对“测谎理论”的传播使用。
  果然在几年后，媒体披露报道了云南昆明杜培武冤案、安徽芜湖刘明河冤案。这两起冤案就是由于某些专家使用“测谎理论”来“检测口供真假”而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
  我通过接办那些搞“测谎”的人所办过的错案，对“测谎理论”的危害是看得越来越清楚，对一些所谓的“测谎专家”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对如何推动心理测试理论方法的研究根本没什么兴趣，对案件测试是否有误能不能破案也根本不负责任，他们一门心思所想所做的，只是想如何多推销仪器赚实际部门的钱。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如此评价他们是一点儿也不为过的。

                             含混不清的“测谎”

        2000年9月，有位来自某地市级公安机关的张法医到公安大学进修，她跟我谈到这样一起案件 -----

        6月里，正是农村的麦收季节。当地东风村的军子带着17岁的儿子小峰把麦子都收到自家的场院上,然后开始打场的工序,把防起来，麦粒摊开翻晒，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场院守护这麦子。军子家的场院有个简易的小草屋,儿子睡里面,军子睡露天用一辆小板车当床。
  父子俩就这样在场院上已经忙活了四天。到第五天早上，也就是6月13日，农历五月十二，南边隔壁场院同村的王某见往日起得很早的军子，今儿个怎么还在睡，感到奇怪，走过去一看，哩好!军子脑袋被砸瘪了,血流满面,人早已断气了!
        6点30分，案子报到了镇派出所。当地警方赶紧派人出现场。
  据死者儿子说，其父晚饭后说是吃得太多了，遛到了南边隔的场院，在那里呆了一阵子，详情不知。
  隔壁场院的王某则说，只是在一块闲谈了一会儿。王某还提供说，出事的夜里由于月光特别明亮，自己睡不着，约12时左右，步散到了军子的场院，想找人说话，但发现军子和他儿子都已经了。
  进一步了解军子周围的人际关系。发现他的人缘还是不错的，没听说有什么过节儿。军子系1999年春竞选当上东风村的生产小队长。当上队长，村里的分地、分树、催公粮、交提留等村务均由他来负责。估计可能在争队长和处理村务方面会生成一些矛盾，导致凶杀。
  尸检是张法医做的。从外伤判断，可确认死者头部受到了至少连续五次以上的击打，击打物为锤类铁器；为颅骨严重挫裂伤致内容有茄子籽、辣椒籽、面食等，从消化程度判断，死亡时为末餐后的三到四小时。根据死者儿子提供晚饭是在8点左右吃,可推断出凶杀应发生在夜里11点到12点这段时间。
   场还发现有脚印，但布底鞋特征不明缺乏比对条件不过可以看出，这人是从西边的村子里过来的。
  警方在摸排几名嫌疑人后，一时难以深入下去。当时有人向他推荐，北京有位“测谎”老专家，来了准能攻下此案。于是，他们就发出邀请。 

   那位老专家带着两个年轻人来了。张法医说，她始终陪着他们，但是测了半天，什么也没测出来，说这个可能是，说那个也可能是，测了有六七个人，包括死者儿子、报案人王某，个个都不能排除嫌疑。
  我说：“哪个都定不下来，那不是等于没测吗？”
  张法医说：“是呀。测试定不了人，足迹也是如此，不好辨认，这案子就搁下来了。”
   到张法医跟我谈这个案子时，已经距案发三个月。张法医来进修，听说我们这里也搞心理测试，就希望我们去帮助再看看，这样，三天后我们便动身出发。那天是9月15日，正好周末。第二天晚上去看了看现场，主要是把握发案当时的环境状况。我们从县城出发，在一处公路岔口向北拐进乡村土路，行不远，土路西边就是东风村村庄；土路东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打谷场院，都不太大，属
于各家所有。军子家的场院是第三个。军子睡觉的板车还在，上面垫着一张塑料布。当时，他让儿子睡草房，是怕儿子年轻受了凉。从这点看，他们父子的关系还是融洽的。
   根据现场和侦查情况，我觉得这案子的基本脉络是比较清晰的：首先作案的时间，尸检已经大致给确定下来；再就是作案人的来去线路、方向，留下了足迹；使用的凶器，也是基本确定的。我认为，作案人杀害军子的直接动因中，不能排除竞争小队长这个矛盾，可能还有日常村务引起的仇恨。因为，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使用的凶器、连续击打的方式等可以说明，作案人案前有准备、有预谋、有设计，每一个过程都考虑得很周详，他对死者在场院睡觉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的确是按捺不住心中杀机，非要干他不可。
   然而，原先几名被认定“说谎”的嫌疑人经过测试，均被排除。
   张法医说，按那位“测谎”专家分析，报案的王某有可能是作案人，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死者儿子也应该知情，杀人时那么大动静，他怎么会不知道？还有几个竞争队长的候选人，都有可能。 

         我说：“这位专家究竟是怎么测的？”

  张法医说：“跟你不一样。你是所有人一个标准，只用一套题；是每个人都出一套题,从调查材料里挑出一些嫌疑人的话编题。也没你出的那么多题，一般是十几道，不超过二十道。我是从你儿才看清测试是怎么回事，那位专家不像你这么透明，测试时连我们的人都让出去,不许留在屋里,搞得挺神秘的。”
   我说：“人家要那么搞，谁又挡得住？”
   张法医说：“我们当时就觉得有问题。一人一套题，不具有可批性，怎么能确定嫌疑？就根据调查的口述测测，就说是说谎了，怎么可信呀？他把重点放在了报案人、争队长的那几个人身上。实际上那串足迹是从西边村子里过来，干完了又回到了村里。如果是报案人干的，那他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当时我们分析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但那位专家测试完，说这几个人谁都有可能是。这一说，我们听着就觉得没个准，怎么可能同时都是呢？所以我们哪一个都不敢审，哪一个又都不敢放下。”
   张法医告诉我，有一点她是看明白了——这位专家翻来覆去地劝说他们刑警支队买上一台仪器，说买了仪器今后就不用他们来人了，说这仪器是什么全自动的，懂得计算机的就能使，还有什么自动评分系统，用不着人工操作。但是，张法医也从报刊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心理测试的介绍，知道这项技术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容易那么简单，最终没有答应他。
经测试排除了那几名嫌疑人后，我问当地刑警队的领导，还有没有别的嫌疑人，如果有可以继续测试。他们很失望地摇摇头，说现在再找嫌疑人是不可能的，都在忙新发的大案，压得顾不上了，只能等以后再说吧。
   这起案子的最佳破案时机，实际上已经由于那次含混不清的“测谎”结果给耽误了；至于以后的进展是怎么个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我排除的那几个嫌疑人是经得起任何检验的。 

                       诉讼中的一个插曲

          2001年春季学校开学没多久，大约是4月份的时候，我接到某地区级检察机关马检察官的电话，是位女同志，从声音上听不多大年龄来。她自我介绍是起诉科的，说有一起刑事案件需要进行心理测试。我说那就把情况介绍一下吧。她说前两天该市公安来了两三个人搞过测谎，但她对那个结果“很有疑问”，接看一通看法。我一听电话里谈不清，就告诉她干脆来一趟面谈。
  两天后，马检察官来了，是位很稳重的中年女同志。她介说，这案子是公安分局办的，当地煤矿家属区2000年11月发生了一起人室强奸未遂案——据受害方报案称，出事那天夜里，这家女主人的丈夫是10点钟的夜班，差不多9点多离家下矿去了。女主人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插上门睡觉。他们住的是山坡上的平房，周围住户比较稀疏。屋门是破旧的木板门，为了堵住缝隙不透风，上面包了棉布和塑料布。
  大约11点的时候，女主人依稀听得撬动的声音，倏忽醒来头皮发紧地听了一会儿，声响来自木门板处。她赶忙披上衣服拉亮灯，喊了一声“谁！”随着话音落地，门下面的木板“当啷”掉了下来，紧接着“哧溜”钻进来一个男人。女主人顺手抓起枕头旁的剪刀，喊道：“你别过来，过来我跟你拼了！”
  站住脚的男人并不理会，只管饿狼般地猛扑上去。女的紧护着孩子，和他扭扯起来，这时剪刀转到了左手，用右手推挡着男人，发狠地说：“你走不走，不走我真的扎你！”
  见到剪刀寒光闪闪地逼来，男的胆怯了，松开女的转身从门洞处“哧溜”一声消失了。
  女主人看清了这男的，长头发，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似乎见过，又不面熟。女主人在惊吓之中熬过一夜，第二天下夜班的丈夫刚进屋就告诉了他。于是此案被报到了派出所。女的说没让对方搞成功,也没伤着自己。丈夫也说媳妇身上确实没受伤。   

   虽然犯罪未遂，但毕竟是入室强奸，性质恶劣，公安分局立即投入力量展开侦查。
  受害人来自河北承德农村，是来丈夫这儿生孩子的，生了孩子就一直没回去,在本地时间不长,没有更多交往,也没发现什么矛盾纠葛。办案人员分析,山坡上住着几户人家,山坡下是煤矿的职工浴池,位置比较偏僻,外来人不大容易摸到这里,在那个钟点到这里犯事的不可能是外来人员。
  侦查人员开始在内部摸排。一段时间后排出个姓刁的职工，年龄外貌与受害人提供的情况差不多，且因强奸罪被判过刑。案发当晚，刁某去浴池洗过澡，回到几人同住的单身宿舍是半夜一点多钟，问刁某这段时间的活动去处，他说在朋友家喝酒。他朋友说有这事儿，但好像不是出事那天，是头一天的事。通过进一步核实，好多地方都证实有问题。经受害人指认,刁某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在提请检察院批准对犯罪嫌疑人刁某执行逮捕后，公安分局很快将此案办结并移送检察院起诉。但是，案件到了起诉科马检察官这块儿，经过审查后她认为证据部分还比较薄弱，便将案件退回公安分局补充侦查。
  分局进行补充侦查之后，仍然认定刁某的作案嫌疑。麻烦的是，他们为多方面证实对刁某的嫌疑，请了市公安局搞“测谎”的，对刁某和受害人进行了“测谎”实验。结论与侦查的情况完全相反：经过测试认定刁某没有说谎，他没有作案；受害人则是说。而且，前去“测谎”的那位专家自称有多少年的办案经验，不会搞错的。
  有了这个完全不同于侦查的结论，分局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其附在补充侦查案卷里一块送到检察院。马检察官看了这个“测谎”结论就有怀疑，认为这个“测谎”结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支持,好像是凭空说出的一句话，不见得准确。2000年8月云南昆明杜培武案在报纸上公开曝光后，马检察官也看了相关报道，知道“测谎”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这又更加重了她的怀疑。
  这个时候，她从本系统的同行那里了解到，公安大学搞心理测试的武教授办案不错，所以她直接找到了我们这里，希望我们再做 一次测试，看究竟是不是搞错了。

   听了马检察官的介绍，我说：“这要专门去一趟，光听你说行，要看原始的侦查记录，还要看看发案的环境。这样才好测试”
  马检察官说：“那就太好了，现在这个案子搞得我们非头痛……”
  就这样，我叫上丁同春、郑红丽跟着马检察官一块儿去了发案地。
  到了那里，我们先去山上矿区的受害人家中。他们住的是一处山坡上的简易平房，一条坡度不大的山道，上去一层是一户，再一层又是一户，有四五层，受害人住在上面倒数第二户。屋内陈设很简单，取暖炉还没撤，门已经给重新钉好。女主人把当时情况跟我们说了说，丈夫也补充了两句。通过接触，我看出，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良家妇女，首先不大可能编造，况且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她非得要编造一套有人半夜人室非礼的谎言，还硬要把这事贴到一个不相识的男青年身上。
  这案子目前要搞清的焦点是，刁某是不是嫌疑人，但受害人是不是说谎直接关系到嫌疑人的认定。
  根据介绍，侦查案卷里有笔录，刁某承认干了这事儿，但他没说有扑上去的情节，只是撬开门，见女的坐在床上拿着剪刀，自己就赶紧跑了；问刁某为啥进去，他说那天晚上洗完澡没事四处溜达，见那家的门板裂着很大的缝，特别好抠，就不由自主地把它推开钻了进去。当时在现场警方没提取到可疑痕迹。这个刁某被逮捕后移交到检察院就翻供。案子退侦，公安分局再次请受害人进行合辨认，还是认定刁某。还有一些旁证也都是落实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拿剪刀这个情节，口供里讲了，受害人也讲了，两下能对上。
  从山坡上下来，我说咱们得找个地方研究一下，把分局的办案人员叫上。这样，马检察官把我们带到了矿区办公楼的保卫科，在楼里找了间屋子作为测试室。这地方距案发现场有四五公里。
  我们在喝水谈论的时候，负责办理此案的当地分局领导和主要侦办人员来了。谈起前不久市局来测谎的专家，他们一肚子牢骚， 说:“来了后把门一关,不让我们进屋,测试也不让看。出来就说人不是。问为什么，他说女的说谎呢，想跟丈夫要条件；赚疑人说谎，是分局侦查的搞错了。”

  我问:“他们到发案现场去了吗?”
  分局的刑警说：“还到发案现场呢？到了就要材料，要口供，问了问情况，就开始测谎了。”
  我说：“看到他们出的题了吗？”
   刑警说：“哪看去？连观摩都不让！”
  我说：“行了，今几个咱们截然不同，测试可以看，研究题也可以一块参加。我刚从发案地回来,受害人家也去了……”
  马检察官说：“武教授跟那些人不一样，来了就去现场，而且到现在也不看口供交代了什么。”
  我说：“不管他们说什么，任何案件，对于被害人、嫌疑人，客观的事实只有一个，谁经历了，再想编造，那都是改变不了内心的认知的。不管是谁，同在一个事件环境中，他们的心理痕迹是有着大量相同点的。”
  我开始跟他们分析这起案子——
  最起码的，这人钻进屋想干什么，不管哪一方都能意识到。还有对时间的知觉，屋里当时是开灯还是关灯？一般的时间可能说不清，但这是一起夜间发生的案件，有无开灯，男女两边都会有认知。这件事的进出方式不一般，掏的门洞，里外的人都会有这个心理痕迹。进屋后这块儿，两人当时的互动，作案人手里有什么或没什么，被害人手里有什么或没什么，双方都清楚，当时的心态肯定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女的做了什么？男的为什么要跑？跑前有无接触？行为达到目的没有？……
  我说，咱们这里分析的是这件事的客观可能性，是双方共同经历的行为过程、心理过程、心理状态，也包括知觉和记忆问题。我还要问以前做过没有，看以前的和这次的相关度，包括办案人员有无刑讯也能看出来。
  一位检察院的技术人员说：“你这样谈的，跟市局的人确实不一样。”市局来人测谎时，这位技术人员也在场。  

  我说：“坚持这样的心理动态分析，有客观性。照着口供出那就难说了，如果是刑讯取来的口供，再作为测试依据，那就上加错了……”
  就是在认可采取测试口供方法的美国，早就有一些人认识到种方法的不可靠性。2000年暑期，美国的一位退休的州警察拉尔夫先生来公安大学访问。他同时也是一位具有30年资历的心理理测试专家，当时请他到广东南海市为我们举办的心理测试技术讲习班讲课。我问他：你们检测的内容是从口供里提取要素吗？他说：不一定。我们相信原来早期的许多东西，主要是测试这人发案时是不是在现场。我又问：那么，你们到底检测什么？他说：除了客观的事实，就是留在心理上的东西，这件事他做了，那就只有他心理上有，别人没有，那就可以认定他。从拉尔夫先生的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理论认识根本不是“测谎”。
  马检察官说：“听了你的介绍，好像是有道理。”
  分局领导说：“那我们回去就去看守所提人。”
  我说：“不要急着提，回去给他吃好吃饱，再找间屋子布置下，当测试室，一定要有暖气。我们在这边先测那个女的。”
   这时，马检察官安排人开车去接受害人。我把拟好的测试题交给马检察官他们，说：“大家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里面问的完全是两个人共同经历的事。若可以的话就按这套题测了。”
   那位检察院的技术人员看了之后，说：“你的这些提问跟上次的真是不同，没有问强奸。”
  我说：“你看他们的题了？”
  他说：“没有。但我当时在外面可以听到屋里传出的声音。我是搞技术的，比较注意这些。”
  我说：“都听到了些什么？”
  他说：“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强奸的提问，好像有‘当时是被扒掉了裤子？是没有被扒掉裤子？是强奸成功了？是强奸没有成功？是不愿跟丈夫讲吗？’还有一些，我都记到了本子上，回去可以翻翻。这是对那个女的问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说：“对那个人呢？” 

           他说：“跟女的问的不一样了。”

  我说：“这就是美国的那套测法，一人一套题，根本就不符合同一性比对原则。”
  他说:“是呀,最后说女的说谎,男的没说谎,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比对标准。”
  我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文化是被禁锢的，问到这些问题，特别是针对女性，非常敏感，所以我们出题当中要避免出对女性的敏感题,严禁去问。你们看我出的题,这块儿是怎么问的。”从检察院技术员手里接过我出的那套题，找到屋内那几问，“作案人是爬上床了吗？是站地上吗？是扒衣服了吗？是没扒衣服吗？问到这儿就够了，女性不能问，问深了，首先她忌讳，这时候图谱起来的不是真实心理痕迹的反映，而是来自对丈夫、婚姻、名誉受损等各方面的担心顾虑造成的情绪变化，情绪波动来自这些词汇的严重刺伤,结论下人家说谎,能有什么科学性?”
  一会儿工夫，受害人来了。对她进行测试，心理痕迹反映得很清楚，就是进门人想占女人的便宜，手中没拿东西；当时11点多，从门底下钻进来，女的醒了，穿衣，亮灯，拿剪子，男的上床扒衣了，扭头就跑……这些情节对映得很清楚。问她“以前干没干过”这道题，她一点儿反映都没有。通过这个测试结果，可以知道女的确实经历过这么件事，无论从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上，还是对来者的判断、意识清醒度,都是个到位的人。
   矿区的事做完了，我们就下山到分局去。这时候还没吃晚饭，分局的同志招呼着我们进了分局旁边的一家西北拉面馆，有吃打卤的，有吃炸酱的，热乎乎的，很快就吃饱了。
  到了分局准备的测试室，电暖气是烧上了，但电源不行，是两相的，接计算机需要三相的。研究生小郑像个假小子似的，在屋里一通忙活，登高从灯管上引下一条线来，把电源重新整理了一遍。我和丁同春安装仪器，插好电源，把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告诉分局的刑警带人。马检察官他们就在后边观摩。
  刁某来了，对我们的要求很配合，履行手续也痛快。开始谈话，上来就问：“什么时候放我呀？” 

           我说：“这个工作现在不是正在进行吗，别着急，是你做的你跑不了，不是你做的也不会冤枉你。你刚才也签字同意了，今天咱们就用一种新的科技手段再来对你进行一次鉴定。

  刁某一脸轻蔑地说：“嗨，就是这呀！这手段已经用过了，人家说没事。”
  我当时就犯愣。显然，那位市局搞测试的已经当面让人知道“我没事了”。那次测试是在一个月前。当时嫌疑人的刑拘到期刚执行逮捕，这种情况跟侦查初期摸排嫌疑人还不一样，是不宜让被测人当面知道结果的。我说：“原来那次你就别说了，今天是检察院正式提出对你测试，你的事已经到了起诉科这儿，下一步要不要起诉，咱们今儿个得闹明白了。”
   刁某说：“以前我是有过这行为，可我已经痛改前非了，公安的同志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已经改了，还硬说是我干的”
   我说：“别说公安的怎么看你，是不是痛改前非你自己最清楚今天就来看看你改了还是没改……”
  谈完就开始测试。用的还是测试受害人的那套题。图谱显示这人是个胆汁质，偏重情绪化。皮电、血压、呼吸的整个反映值超过受害人，持续时间长。他的心理痕迹反映是，想占女的便宜，时间是11点多，从门底下钻进去，上床、扒衣，等等，与目标题对映得很好。而且以前干过这种事，前边跟后边相关，都是为达到一个目的。
  连测三遍，就看到心理生物指标一遍比一遍减弱，说明他的体能在下降，但我用手动键通过不断调节信号增益，仍可以捕捉到他的心理变化。
  体能在测试中肯定有消耗，所有的被测人都存在这种变化，只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比如前面测的受害人，她很平静，因为没有负罪感，体能消耗得少，变化不大；刁某有负罪感，能量消耗就快，再加上他已被关押过一段时间，基础体能就不好，变化肯定明显。对于体能变化出现的信号减弱，如果是那种全自动仪器，肯定没办法调整，所以我始终对搞全自动的测试仪持保留态度。
  测试完了。我跟刁某说：“你应该把你的事讲清楚，翻供可不 好。你开始交代得很好嘛，开了个好头。”

  刁某歪着头看我,说:“照你这么说,这事就是我干的了?”
  我说：“没错！就是你。”
  刁某说：“那他们怎么说不是我？”
  我说：“别说他们。他们怎么做的我不清楚。我这里显示出的结果就是你干的。你最好别抵赖，干了就干了……”
   从这事例中，我感到，犯罪心理测试技术领域，出了杜培武冤案后,真假李逵的戏还在上演,还有人在继续败坏这项技术的声誉。按照前一次测试,女的是诬告,男的没事。但我这次测试与前一次结果完全不同。当时在屋里旁观的，检察、公安的都有人，他们也都能从图谱上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时，我冷不丁问道：“现场怎么有你的头发？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刁某当时迸出一句：“我、我认识她男人。”
  我说：“别急别急，下去慢慢想想吧。”
  这个刁某他就没敢说以前没去过这家。看到这情形马检察官就明白了。把刁某带走之后，我说：“这案子清楚了，我给出个报告，找地方打印一下……”
  有了这个结果，马检察官很高兴，说：“你们这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呀！”
  公安分局的也说：“这下我们可舒了一口气，要不然这口气总憋着，到底我们的侦查哪错了？把我们都给搞糊涂了！”
  测完案件我们在一起讨论时，丁同春问我：“强奸未遂的，共用一套题行不行？”
  我说：“共同经历一件事，就可以共用一套题，但不能触及对丈夫那边的负疚感，测试绝不只是核实事件的记忆深度等，只要有心理痕迹就可以认定。问强奸的事，挑起了对丈夫的愧疚，有的这么一闹，丈夫就不要自己媳妇了。市局出的题是照着人家的敏感处捅，跟测试杜培武的题一个道理。”
  测杜培武的那套题，里面就有这样的提问：“你那天是离开戒毒所了吗？”“是看到你媳妇跟人家局长在一起吗？”这不是照人家 心尖插吗？挑起的情绪心理过程及生物指标变化，能把它说成是涉案吗？包括准绳题下面的目标题，“是不是你上车开枪把他们杀死的？”“是不是你用王俊波的枪把他俩杀死的？”前边挑起的情，到了这块儿，把对方零刀碎刚的心都会有，情绪反映能不强烈吗？主持测试人完全是不顾受害方的心理状态，什么都不考虑，只管僵死地去套用简单的方法。从心理学看，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需要受本身角色的影响，不考虑被测人的角色身份就去搞测试，肯定要出问题。

   那位技术人员回去找到笔记本，又提供了市局的人测试这案子的一些提问
  问受害人：睡没睡？爬没爬身上？是不是摸过？是不是强奸了？像这些题，不管你问有，还是问没有，受害人的反映都会强烈，但她是不愿当着人面承认的。
  问刁某：是不是上山了？是不是拆了门板？是不是扒了衣服？中间歇过一次又问：是不是把女的强奸了？喊了没有？同意不同意？这种题按说不应该都没有反映。
  我说：“当时他们认为这男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那位技术人员说：“他们来了也没问这事儿，把人从看守所里拉出来就测。”
  我说：“那就完了，肯定是体能不好，仪器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加上他有前科，自我调控比一般人要强，只有放大信号倍数才能看出来不同。比如开车的司机，经常要处理一些险情，自我调控能力就强，对付这样的被测人，不放大信号根本就捕捉不到心理生理差异。
  我们这次测试完不久，这起案子就上法庭了，刁某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他本人没上诉。后来，马检察官打来电话说：本来是一起可以顺利诉讼的案子，中间市局的“测谎”来了这么一个插曲，险些使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
  这案子要分析起来，虽然与杜培武冤案不一样，似乎没有错认嫌疑人，但是错排了嫌疑人，把被害人变成了违法者，作案人倒成了无辜。如此造成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放纵了一个罪犯，把一 个良家妇女弄成了违法者。

  我首先在犯罪心理动态分析阶段重点强调并提出的“入流不陷入，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照美国里德的方法测试根本做不到，但这些原则恰恰是心理动态分析中最基本的东西,不坚持这个,就做不到依据客观分析,编题也只能是主观臆断,照搬美国的那一套陈旧的所谓题干系统。
   一起强奸未遂案,本来公安分局、检察院各司其责,依法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做得很好，没想到一个“测谎”的结论差点儿把全工作给毁坏掉,煮熟的鸭子竟要给放走!
------为什么到今天我对这件事仍是记忆犹新？因为李鬼式的“测谎”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