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公安大学暑期心理学讲习班上，听王补说过，首先必须把口供研究透了才好出测试题。我当时就想，口供如是对的， 测测还行；口供若是错的，那么出题的支点就是错的，测出的会是个什么结果呢？但是，我在初期参办的案件中，没有别的可参照的资料，基本上是遵循美国教材所主张的测试方法那样做的，先研究口供，办案人员让测谁我就测谁。如果碰上没口供或口供太简单，就采用一些情节题弥补不足，像我们在1992年山西乡宁案中那样。
  我发现，凡是采用情景题多的案件，测试效果就好，测完后对案件情况就能有个大致把握，可以明确判断被测人是否涉案。但是，采用测口供的方法，就是发现有异常，从结果上也看不出什么意思来，不好下结论，觉得很别扭。
  我曾经感到奇怪，美国为什么不看重情景测试法？答案是从一些外文资料中获得的，来华访问的美国测谎协会主席富兰克·豪沃斯博士也介绍了：除了出于保护人权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 的新闻记者无孔不入，警察还在勘查现场，案件现场情况就连续不断地通过电视、电台、报纸公布出去了，无法保密，不具备使用犯罪情景测试法条件，因此在案件中很少使用。豪沃斯博士认为，中国有条件使用这种方法。
  不管怎么说，自接触过亓行长案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分析案件中的犯罪情景状况，由此进而窥探案件全貌，获得对案件的整体把握，动态分析作案人的心理活动，筛选案件中的关键情节，编写测试题，而不再以口供为出题依据。 

                                地球上一个永远的“谜“

  在开头几年参办的案子中，亓行长是一个给我印象较深的人。实际上，我们并没得到对他进行测试的机会，而且在我们离去时他还尽到了地主之谊，客客气气地前来送行；但案件的调查最终证实了我们根据测试所得出的判断——亓行长在此案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可是，无论对于办案人员还是对于我来说，那起案子的重点是避免了让无辜者蒙冤。
       1994年12月中旬，北京一家物证鉴定机构的李工程师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接办了一宗文检鉴定，与省里的鉴定意见不一样，需要我这儿给配合一下。李工的话当时就使我意识到，在此案中心理测试将被摆在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上。那会儿，我正对这项技术的理论、方法等有了许多新想法，就应承了下来。
  案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保定某橡胶厂和A市制造厂有着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那年向制造厂订购了一套模具，于8月份汇去8 万元的预付款。制造厂这边模具已做得差不多了，但没按期接到汇票，就打电话问。橡胶厂说钱早汇过去了。制造厂到城关支行查了几次，都说没这笔款。几次查问后，橡胶厂那边也觉得很纳闷，怎么快两个月了还没收到钱？就派人拿着汇票收据前往A市核查。这一查，收不到款的秘密被发现了：A市建行确实接到了那笔转给制造厂的预付款汇票，但到了城关支行，橡胶厂汇票账单的内容变了，新填的进账单把那8万元转给了支行下属储蓄所的两个私人账户，出账单自然是把款出到了那两个账户上。而在汇款到账的同一天，8万元就被人全数提走。
  钱的去处有了。当年10月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很快发现全市有九个这样的私人账户，都是在7月份分别用5元、10元以化名设立的，其中有两个账户在8月份共取走8万元，另外几个账户不能排除被继续非法利用的可能。经侦查和笔迹鉴定，确认两名提款人为邢某和张某，于是以涉嫌诈骗将这二人刑拘。
  那么，预付款又是怎么被打入私人账户的？按照法定职责分工、检察机关开始对银行内部进行调查。经过核对账目，发现问题是出在那笔款的进账单和出账单上。城关支行负责核对填写往来汇票单据的是章会计，二十七八岁，结婚一年多，妻子怀有五个月的身孕。那两张“问题”单据上正是他的签名。经市、省两级鉴定机构将单据上的字和章会计的字进行比对，均作出同一认定的结论。检察院据此依法逮捕章会计。

  然而，章会计咬定从没填写过那样两张单据，诉说自己是被冤 枉的。
  没有供词，取不到赃款，负责此案的女副检察长就有些不塌实了，她与市建行的纪检组长老覃商量，为啥这个章会计老顶着不认账？莫不是笔迹鉴定有误？于是向省检察院请示，决定到北京再做 一次鉴定。
  果然，北京的鉴定结论认为，单据上的字迹有伪造模仿特征。
  两个相反的鉴定结论更使女副检察长作难，这下该咋个办？以哪个结论为准？在此情形下，承担此案笔迹鉴定的李工向他们介绍 了心理测试技术，说可以用它辨别嫌疑人。他们一听很感兴趣，表 示愿意试试这项新技术。于是他们就被李工介绍到了我这里。
  在此案中，心理测试技术客观上起的作用是判断两个鉴定结论的对错，无形中测试人员的责任加重了，但当时我的主导思想，就是想看看在这样的案件中，心理测试技术有多大作用，能不能搞清事实真相。
  等到一切都联系妥了，大约是在近12月底时动的身。A市建行派出一辆金杯牌面包车，女副检察长、市建行保卫处长专程到北京来接的我、田新华和张祖丰。那会儿，出北京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走一段高速，走一段国道，加上半路上加的油可能是被掺了假的，车子“扑腾扑腾”吵闹得厉害，想快也快不起来，直“扑腾”到半夜12点才进入A市地界。
  这时谁也没有想到，汽车大灯照到公路前方的路口处，凛凛寒风中孤单单地站着一个人在向我们招手。保卫处长说了声“亓行长”，赶快招呼停车，下去把他迎了上来。亓行长上车后两手不停地互搓着，热情地一一问候我们。保卫处长向我们介绍了这位城关 支行的亓行长之后，有些过意不去地对他说：“你在宾馆等着就行了，何必跑这么老远来。”

  “那怎么行，要看是不是真心实意地请专家来，咱就得到这里来迎接...”
  听着亓行长说话的音调有些僵硬，就知道他给冻得不善。不过，我在感动之余又很有些诧异。独身一人在寒冷的黑暗中挨冻只为等候迎接我们，似乎没有这个必要；而这个人却是行长本人，这似乎又与他的身份不大符合。那会儿手机还很罕见，而且一路上没见谁有电话联系，亓行长无法提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达，由此能判断出他在路口已经等候了相当长时间，而这只能解释为他极为重视我们的到来。
  宾馆的情形更充分地体现了这种重视的程度。我们每人住一个大套间，会客厅里一圈真皮沙发，茶几上堆满各色水果、饮料、小吃等。坐了一屋的人，大家简单地寒暄着。
  亓行长不无歉意地说：“这是市里最高级的宾馆，不知你们会不会满意。”我只能说住得太好了，表示感谢。这次接待的规格和我以前到这一带出差的反差太大。亓行长再次表示，这次破案，他的任务就是当好后勤部长，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一定会让我们满意的。这时，我比较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行长：约50岁左右的样子，个子不高，略微谢顶，胡茬浓密，不胖不瘦，外貌稳重 老成，又透着精明，说话爽快，无论坐着还是站着身板挺得笔直。后来知道，亓行长是从部队转业的营职干部，年龄还不到45岁。
  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城关支行的开票柜台、提款的储蓄所等，然后回来研究案情。亓行长等几个银行的人都来了，他们也是查账工作组成员。我们开始问到开票的工作环节都有哪些，章会计的表 现，他为什么不承认，以前有无此类情况，等等。这时，亓行长不断地提出一些有关测试的问题，似乎是对测试的科学性不大相信，进而又认为不测试也能破案。我这会儿明显感到了由单位出钱办案 所受到的那种微妙影响，但我没和亓行长纠缠，提出不能只测章会计一人，应和公安局协调，也要测那两个提款人。同时提出要找一间暖和些的屋子，接受测试的人都要吃饱、休息好了。 

  这时，行长出了屋，走廊里隐约传来压低噪音的说话声，似乎在打电话。但我没有在意，以为人家是有自己的事。
  接着开始研究出题。那时，我们已彻底突破了美国准绳方法的15道题编题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编制测试题。这种综合编题法是我们经过许多次的实测摸索出来的，它需要测试人员具备较高的心理学、侦查学等方面的专业素质，但效果极佳。根据不同案情的需要，测试题的数量一般在四五十道。
        18世纪时的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人的注意力、记忆、认知等活动能保持30分钟以上才会逐渐疲劳，儿童要短些，成人则长些。所以，一般上课都是45分钟或50分钟一堂，然后休息10分钟，这样制定上课的时间长度是有心理学实验依据的，在疲劳时体息放松一下，有利于继续学习。我们测试提问，每道题约25秒钟， 即使五十多道题，测试一次也不超过30分钟，因而是符合心理科学的，受测人完全能够承受。
  考虑到案子发生在内部，有必要把所有的可能性扫描一下，于是拟了一道这样的题：从银行里拿钱的事，行里有人指使吗？/是一般工作人员吗？/是副所长吗？/是所长吗？/是副行长吗？/是行长吗？/是书记吗？
  此言一出，不知什么时候回到屋里来的亓行长坚决表示反对， 他手里握着个大哥大手机，一本正经，表情严肃，甚至有些恼怒： “这样的题不能用！这不是把所有人都怀疑进去了！怎么能搞怀疑 一切呢？……”
  我跟他解释说不是这么回事，这是针对提款人的提问，本身没有任何倾向性。但亓行长仍是一脸的愤懑，很用劲地吸着烟卷。任我怎么解释他根本不理会，就是不同意，还以工作组成员身份郑重要求考虑他的意见，认为那样“会直接影响领导的名誉”。那会儿人们还不大懂得在“名誉”后边加上一个“权”字。
  亓行长这么一阻拦，我就有所警觉了，案子没破之前任何可能性都不好轻易排除，我提出要大家先把出题停下来，有些事还得再商量商量。亓行长便又出了房间去压低声音打电话。我对新华、祖丰说：“咱们得躲个地方出题了。”女副检察长说：“不用，这儿都 是自己人，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我也不好再坚持，就继续编题， 然后就议论先测谁后测谁。这期间，亓行长仍是不断地进出房间， 在走廊里用手机通电话。

  下午，我们先去的看守所。按计划好的，由看守所提供一间房间，生上火，弄暖和了，作为测试室。进了房间，倒是能看出打扫过，但没生火，一说话嘴巴里就喷出一团团雾气。嫌疑人带来了， 往那儿一坐，有气无力的，能看出没吃饱。我说这样不行，必须得找个暖和的房间，给受测人赶快加餐。
  宾馆里也不够暖和。他们商量后，把市建行办公楼保卫处的那层楼给腾了出来，供测试使用。邢某和张某被带到了这里，给弄了些面包、巧克力、糖水，让他俩先吃喝。邢某说什么都不想吃。二十多岁的张某状况好些，我们就定下先测他。
  测前谈话时，我问：“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他很坦然地说：“不就是测谎嘛。”
  我一听就觉着不大对头，又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没打磕巴，说：“他们不是说让我来测谎嘛。”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了。不然，他们关在看守所里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谈话中，祖丰给我看了一下测试题，上面“是副行长吗？/是行长吗？”这两问用笔给划掉了。祖丰悄悄说，刚才 亓行长把题给要过去看了看。
  我们当然不能按照亓行长的意图办。
  开始测试前，我对女副检察长提出要求，任何无关人不得接近测试室；房间里，除了保卫处的人，公安、检察院的人可旁观，银行其他部门的人不应呆在屋里。要防止测试结果外传，这样才能识 破一些可能事先串通好的事情。
  经对张某测试，发现有问题：在几个人干的、什么时间干的、 跟银行里人的关系这几问上都有反映，尤其在有人指使干的问题上反映强烈，在款的去向上反映特殊。说明这事是和行里人勾着的， 这人是一个所长；人数上四至五人；钱是几人分了，自己得了一些。扣住这几个环节，我们看出了这件事的一个大致轮廓。
  接下来是测邢某。他有三十岁出头，心理素质比张某好些，性 格偏内向，履行同意测试的手续等都很配合。测试结果跟张某一样，进一步证明此案是银行里有人指使干的。原来考虑，这两人是以邢某为主，现在排除了他们之间的指使关系，他们都是受行里人指使。邢某的测试反映，除了受所长指使外，在行长这一问上也反映强烈，还有干成后一块分钱等反映。这些结果与案前的研究是比较吻合的。但是，这两人对书写进账单、出账单的问题都没反映，看来他们对银行内部的转账运作并不清楚。

  章会计是第三个测的。结果在伪造进、出账单的关键问题上， 包括怎么提款，几个人干的，赃款去向等都不对应，结论是排除嫌疑，他与伪造账单的事无关，上面的字迹不是他写的。在测后谈话 中，章会计说：账单肯定是被换了，保定那边来的单子写得很清楚，出账单应转给制造厂的，肯定是被人截住毁掉了。填在单子上的字都是我们常用的字，但出纳，还有邻柜的人，他们是看不见的。只有领导我的人能看见这些单子。他还说：我反复要求查底账，但总没结果。我填的转账单多了，就是保定来的单子也不止这 一笔，可以对笔迹嘛。
  这一天的测试，认定了两人，否定了一人。下面该怎么办？我 们研究，应顺着内外勾结这条线摸下去。城关支行下属某储蓄所的贾所长首先被提名，钱就是从他那个储蓄所取走的，全市发现的九个私人账户，他的所就占三个。
  又过了一天的上午，我们见到了贾所长。他的表现说明完全是有备而来的，说话很不客气，上来就拒测，说：“这东西我知道，不就是测谎吗？我没做什么坏事，我不同意你们测……”
  事实再次证明，在我们的周围有人不断地向外传递消息。事后查明，这当耳报神的就是亓行长，看守所里有他的内线，贾所长那儿也是他给报的信、出的主意。虽然没测成贾所长，但他的嫌疑是躲不掉的。我们让这人走了，随后就提出，要和行里领导重新研究一次。市建行纪检的老覃答应向上反映。
  本来我们的任务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弄到这一步没个结果很不甘心。那个亓行长开始还陪我们一块吃饭，早餐给张罗着要牛奶、鸡蛋，饭菜很丰富。自测试开始，那天晚饭他就不来了。饭菜 也简单了。不过，我们也很快就搬出了那家当地最高级的宾馆。我们可以肯定，亓行长在此案中是个重要角色——不是因为给我们的伙食标准下降了，而是有种种迹象表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向女副检察长提出，一要放章会计，他是无辜的；二要突审邢、张二人。女副检察长说放人的事需要研究，审讯可以进行。这时，张祖丰、田新华因单位有事先返京了。我留下参与谈话审讯，打算非弄出个结果来再走。

  根据前面发生的事，我建议首先要切断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检察院便办了手续把这两人转到了外县关押。突审连着进行了两个晚上，张某第一晚就供了，承认是贾所长和他说过这事儿，取完钱 他得了一万元。审邢某的时间要长些，他一直不说实话。到了第二晚，看看又审到了人困马乏的时候，我决定使出杀手锏，突然加重了口气，一字一板地说：“这事是瞒不过去的，计算机上显示得很 清楚，银行里决不止贾所长一人指使你。这个人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他不是别人，就是亓行长！”说到这儿，我注意到邢某的眼睛都睁圆了。“可是，你还不知道啊，到了关键时刻，这个亓行长就把你给卖了！”
  听罢此话，邢某如释重负，“呵”地吐出一口长气，“嘿嘿”笑了两声，说道：“我以为这事儿没人能弄清楚，是地球上一个永远的谜了。没想到啊……”很快，他就什么都说了。
  邢某在市里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少，就在储蓄所附近做点儿代销的小买卖，和储蓄所的人混得很熟。几个月前，邢某和贾所长还有两个银行的朋友一块吃饭，谈到怎么下海经商的事。邢某说 自己一直想找个挣钱的门路，但又不想辞掉工作，愿意干个兼职的。贾所长说，这事他给想着。后来他们在一块秘密商议了几次， 贾所长又带着邢去了亓行长家，又联络了张某，用化名开了账号……第一次提走的8万，亓行长得4万，贾所长得2万，邢某、张某各得一万。
  我跟女副检察长说，他俩供得很好，这事还要注意保密。此时，她也明白了这案子并不简单。回到A市，我就正式和市建行领导和纪检组长老覃等讲明了情况，说发生在城关支行的事，行长完全有可能接触参与，可以先提取笔迹进行鉴定。老覃很为难地说、亓行长是上边领导推荐安排的，不好硬动，建议先由纪检介入调查。检察院的同志也同意了。我又提出章会计是无辜的，应放人。他们说、章会计有失职行为，要追究。按工作程序，市建行来的汇票，章会计先登记进账，再登记出账，这些在底账上都有，肯定是他当时离开了工作台半小时到一小时，才能被人以模仿笔迹方式验换填好的单据。我说，章会计是因涉嫌监守自盗被抓，不能跟失职的事搅到一块去……

  在章会计的事上我们虽有争论，但在我离开A市前，章会计还是被放了出来。
  临别时，我和女副检察长、老覃、保卫处长等一一握手后，见亓行长在旁边的车那儿和几人在说话，就走过去主动和他握手告别。他已全然没有了半夜寒风中迎接我们的热情，脸上挂着极不自然的笑容：“这几天的后勤没做好……以后来A市找我好了。”又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全名。我说：“再来我肯定会找你的。”
  实际上，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就能明白，这个案子离开了内外勾结是作不成的。提款人的内应如是章会计，那么章不应无任何掩盖地作案，因为那样做等于明白地告诉了别人作案人是谁，一查就全清楚了；而采用嫁祸于人的手段作案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约半年后，纪检组长老覃专程到北京跟我说到此案的结果：你们的测试结论都对，我们对亓行长等进行了处理……他这个人，家里情况挺困难的，转业回来收入不多，妻子治病又急需用钱……
  女副检察长也给我打过电话，说：这案子我是彻底整明白了。 回想起来，我们是太过于相信这个人了，两次送文检都是由他和院里的一名干警去的……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一定理想，但最起码没有 造成冤案。
  通过办这起案子，使我又有了不少长进。像这种把公家的钱转到私人账户上的事，过去不仅没接触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案子 真的使我开阔了眼界，也了解到一些银行内部的业务知识，为日后 的办案积累了知识。 

      1987年参加七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现阶段犯罪研究”时， 在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曾听一位领导同志说，检察院的案子都是带电作业。当时对这句话很不理解，现在算是有些理解了。

                                导致人格缺陷的因素

        1995年的时候，京城大北窑以外，还是一片建筑物比较稀少的荒凉之地。这年6月5日的晚上十一二点钟，一辆公共汽车在郎家园站放下几位乘客轰鸣着马达开走了。四周一片寂静，大街上只有这几位刚下车的人晃动着的身影。一位女士斜穿过马路，两只高跟鞋轮番发出“哒哒”的清脆音响，朦胧的夜色模糊了她的面庞，却能映衬出她那青春女性的美妙身材。
  另几位下车人渐渐落在了女士的身后。从前边传来的“哒哒”声强度不断递减，他们与那女士的距离在拉大。就在这时，突然从路边自行车棚的暗影中窜出一个人，就像捕获猎物的猛兽将正经过 此处的女士扑倒在地，迅速地拖进车棚。整个过程没发出太大声响。
  后面的行人看得不十分真切，只是那节奏分明的足音戛然而止， 走在前面的女士不见了身影，让他们觉得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他们紧步走到出事地点，看到车棚里似乎有人，就嚷嚷了两声：“干什么的？”随即里面传出“嗵嗵通”的跑步声，很快在远处的黑暗中消失。他们进去一看，那位年轻女士横卧在地，已经昏迷过去……
       6月底，我和张祖丰应时任市局刑侦处副处长付政华同志和该处一大队莫大队长之邀，直接驱车来到朝阳分局刑警大队。莫大队长用非常准确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这起案件的客观状况。6月5日之夜的遭袭女子被送至医院抢救了过来。医生说再多掐一会儿人就完了。袭击者出手极狠，上去就卡住了那女子的咽喉，让她出不了声。脱险后那女子的脖颈处留下一片乌紫的淤血印，很长时间褪不下去。在这起案子之前，朝阳已发生好几起类似案件，1994年两起，1993年、1992年、1989年各有一起。共同的特点是杀人奸尸、焚尸；作案方式是掐，尸检表明舌骨部位都有骨折痕迹；作案时间 在晚上12点左右；受害者为十八九到二十来岁的女青年。市局刑侦处付政华等领导提出可并案侦查，定为系列强奸焚尸杀人案件。 他们经过大范围摸排嫌疑人员，让受害女子指认，最后剩下三名嫌疑人排除不了，要求动用心理测试技术甄别。

  一处一处地看完现场，我觉得这些案件中共同的因素、动机显露得十分清楚，但这里我首先注意的是，作案人有没有人格变态。 面对着数名年轻女性惨遭奸杀的系列案件，我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 题：老干这种事的人会是常态心理吗？
  从案犯杀人的力度看，他的岁数不老不小，办案人员通过侦查 画像，估计案犯应在18到40岁这一年龄段。我从动态心理角度分析，觉得应在25岁左右。系列案件跨越六年，可能案犯是18岁开始作，那时有情绪不稳定性制约，性冲动易失控，处事简单。到了25岁后情绪开始比较稳定，即使变态，也不是以情绪为主导了。所以，岁数再往上加大，不大合乎此案的心理科学规定性与心理发 展的特征。
  从放火烧的方式看，内有助燃物酒精，救火的人在屋里闻到很大的酒精味，这使我想到这些案件和那片地区一家酒厂的关系。莫大队长介绍案情时，从地图上一看，发案地分布在方圆几公里，可都环绕着那家酒厂。
  还有作案人所显示的心理特征，受害人都被拖到了暗处，有一起是把受害人从空旷地拖到了较远的操场边破房里奸尸焚烧的，其行为解释，一是要隐蔽，二是有羞耻心，说明他的变态性还不强烈。
  假如已掌握的三名嫌疑人经测试都排除了，下一步可以利用这种分析再去筛选新的嫌疑人。然而，作案人就在这三人之中。
  这个案子，测试题比较好出。发案时虽是黑天，但在作案人的视觉知觉和记忆中对受害人的外在特征是清楚的，他要奸尸就得有扒裤子的动作，从死人身上脱衣服是挺费劲的。所以我们把毛裙、牛仔裤、健美裤、高筒靴等都编成了目标问题。还有对人格特征和作案动机的测试，如作案人是有毛病吗？是恨女人吗？是要强奸吗？是抢东西吗？变态者不是心理整体出了问题，还有部分正常心 理，他对于自己的人格缺陷是清楚的，因此也是能够检测出来的。

  经过测试，我们在三名被测人中认定了一名嫌疑人，姓茅，25 岁，长得比较壮实，15岁时因奸淫幼女受到三年劳教处理，交过三个女朋友，其父在当地酒厂上班。测后讯问，我跟嫌疑人谈了谈，他对作案的事一概否认。但谈到对穿紧身裤女人的看法时，他说：“我见她们都像是歌厅里出来的，心里就有恨。”
  我感到，要从他嘴里掏出案件的事很难，必须要把握好他的心理火候。
  至此，我跟祖丰的测试任务已经完成了，该由预审人员接手了。但他们觉得没底，怎么问茅宏都是一句话，“不知道。”别的什么都不愿谈。见我还能和茅宏聊上两句，就要求我留下一块参加审 讯。我正好很想弄清他的人格变态原因，便答应下来。之后连着三天，白天回家睡觉，晚上他们派车接我，整夜就泡在了朝阳公安分局的预审室。
  开始，茅宏还是那样，谈别的可以说两句，一问到案件什么都不承认。就这样耗到第二个夜里，在我正感到疲劳之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可以呀。”我马上意识到测试谈话阶段的心理效应可能有机会出现。
 “我能不能见我妈我爸？”
 “这个嘛……”我有意停顿了一下，“我作不了主。得写个报告让领导批一下，如果批了咱们照办，不同意咱们就再作努力。”
  我当时还没戒烟，给自己点了根烟，也给茅宏点上一根，说：“咱们都休息休息，给领导写个报告。”
  我就一边措辞一边写：北京市公安局××××长：现在朝阳分局讯问的关于“6·5”等系列案的茅宏提出要求，愿在适当时候见其父母。我们跟他谈话以来，表现态度基本较好，能配合讯问。请 示领导能否批示茅宏的要求。妥否，请批示。
  写好后，我念给他听，问他这样写行不行，他点点头。完了我说：“这份报告上你得签字，我也签字，法医也签。”
  让茅宏签字时,他一脸的疑虑,用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这一夜算是做成了这件事，吃完早饭便回去睡觉。到了晚上7 点钟，我又在预审室见到了茅宏。我给他带去的那份报告，上面已经有了不同笔迹的阅批，领导的名字上画了圈一拉笔，旁边写了一行批示：此系列案较特殊，请×××长过目，拟同意茅宏的请求。然后另一位领导名字上又画个圈一拉笔：照××意见办。
  茅宏把这份报告拿在手里，两眼直直地盯着看。我注意地观察他表情上的细小变化。他脸上的肉有些微微颤抖。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对我说：“大叔，我希望跟你一个人讲，这间屋里不能有 第三个人。”
 “可以。”我就等着他先开口说话，没思索就答应了。
  坐在我身边的朝阳公安分局预审科的肖科长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茅宏，你这个要求没道理啊……”
  我说：“没关系，愿意谈嘛，怎么样都行……”
  这时，陈处长在门口把我叫了出去，跟我说：“不能答应他的要求，万一动起手来怎么办？那么个小屋子，身子都闪不开！”
  我说：“不行的话换个大屋。那个屋子是小了点儿，不好回旋……这个机会咱们可不能放过。”
  几句话把这事定了下来，我又回到审讯室。这时，茅宏倒安慰起我了：“别害怕，大叔，我不会伤害你。你可以把我铐起来，咱都不带说什么的。”
  我说：“你既然答应跟我谈，也不应该有什么别的想法了。在这地方别再错上加错了，好不好？咱们现在换个地方好好谈谈…… 就是我跟你两人……”
  我把茅宏带到一间大些的审讯室，里面有监控设备，便于掌握情况。坐下后，我说：“怎么样？咱们谈谈吧。”
  茅宏说：“正因为您能理解我，我愿意跟你说……不知怎么回事，大街上只要看到顺眼的女的就想搂，要不受不了……”
  我说：“男女之间交往、恋爱是很正常的事。但这次发生的事不正常。想搂谁就搂谁？能这么做吗？”
  茅宏说：“我真是控制不住，没办法……”他开始交代6月5 日这起，怎么守在车棚那儿，怎么冲出去掐那女人的脖子。说完这起又说发生在1994年12月发生的一起。我边提问边做笔录。但是，说完这两起他不往下说了。我知道，这时若再要他继续交代很可能会出现抵触，就把话题转了：“你能把这些事告诉我，说明你很有诚意。现在咱们再说说，走到这一步是怎么形成的？你把你从小到大的变化回忆回忆，特别是童年时期，挖挖根源，争取当个典型，教育别人，别再走你那样的路了……”

  茅宏对这个话题并不反感，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讲述他的生活经历。我继续记录。剔除掉无关的内容，我估计导致茅宏人格缺陷的因素基本都讲到了。他是一个独子，两三岁时开始由母亲带到女 浴室洗澡，这种情况持续到五岁。这期间很自然地注意到男女性器官的不同并感到好奇，问“小鸡鸡有什么用？女的为什么没有？” 他妈给的回答很不科学。他的性好奇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并且通 过每次洗澡而被很好地保持强化着。长到12岁时就有约女同学到家里进行猥亵的行为，开始了男女间的性接触。15岁因奸淫幼女被劳教。从劳教所出来后交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变着花样发生性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讲过，某些人的不良因素的积累作用可以导致人格变态。茅宏正是这种情形，从他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没有得到正常的性教育和对性的偏常认识使他最终走到了这一步。我 给他下的心理变态类型结论是：性欲亢进、偏执型人格障碍。
  这时，天快亮了。我对茅宏说：“今天就到这儿吧。讲得不错。 回去再考虑考虑，还有什么没有讲出来的。”我又告诉进屋来的预审人员，天气太热了，带茅宏去冲个澡再让他去休息。
  就在这一天我回家后，没过几个小时便坐火车去了大连，因为辽宁省公安厅早就跟我和祖丰定好，为他们举办的全省预审刑侦学习班讲课。此后，我就没再参与茅宏一案。后来听办案人员说，从 茅宏的女友那里搜出了属于受害人的首饰等物品，拿到了茅宏犯罪的物证。茅宏后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 

                                 手表的下落

  大约在1995年5月，江苏省公安厅预审处的薛宏伟科长到公安部预审局来了解有关测试仪的情况，预审局把他介绍到我这儿，说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中心使用这项技术已办了不少的案件，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早在1988年我就与薛宏伟相识了，那会儿他在江苏省警校当讲师，也是搞心理学的，我和他都参加了由南京大学高汉生教授主编的《犯罪心理学》写作。后来，他调到了预审部门，对当时由公安部预审局主管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很感兴趣，想购买一台仪器，在全省预审办案中推广使用，于是就到了北京。
  自PG—I型仪器研制成功后，那两年我在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中心反复实验和实战检验，帮助张祖丰、关世伟二人对硬、软件进行了五大方面的技术升级完善，并定名为PGA95型心理测试系统。正好新仪器刚试制成功，我就向薛宏伟做了介绍。他在听了情况后提出，如果能到江苏去办几个案子，通过实案的检验，这样最有说服力。我说可以，你回去找案子吧。如果有适合使用这项技术的案子，你就打电话来。
  这年的12月中旬，薛宏伟来电话了，说：“常州的武进抓住两个抢劫强奸的邳县人，这个案子比较适合测试。”
  我说：“邳县在徐州，怎么会跑到常州去抢劫？”
  他说：“嗨，打工、做买卖，来的人多了。”
       1995年5月24日，常州市武进县有一位下夜校的女青年路遇两名歹徒，被劫持到路边农田遭到轮奸。歹徒发泄完性欲后又撸走了女青年腕上的手表。警方接到报案立即展开侦查摸排。相隔几个月时间，此案未破又有新案发生。那天夜里，有一女工下夜班，半路上被两名歹徒抢走了自行车。几分钟后，被抢女工正好遇上巡查的联防队员，就报案说自己的自行车被抢了。联防队员马上一通猛追，在不远处的农村土路上将两个骑车逃跑的歹徒拿获。
  当时，武进的刑警大队秦大队长一听这起案件的情况，就觉着与5月份那起轮奸案有相似之处。经过一星期的审讯，被抓获的宋 某和汤某承认“5.24”轮奸案也是他两干的。据受害人讲，她被抢走的是一块普通的国产表，但有个明显记号，手表的表柄是后配的，颜色不同于原表。而两名嫌疑人在交代时也都说出了那块手表的这一特征。显然，从嫌疑人那儿找到这块手表是办结此案的一个关键。可问到两名嫌疑人抢走的手表现在何处，他俩竟互相推委，都说不在自己手里。由于案件缺着证据，“5.24”轮奸案无法办结，眼看法定的关押期限就要到了，如再无进展，到时候就只能以抢自行车案起诉了。武进的刑警大队秦大队长听说有“测谎”技术，急速要求省厅帮助联系，要测测这两人究竟谁说的是真话。

  应江苏方面的邀请，我和田新华带着新式的PGA95型测试仪先飞到南京，再坐汽车到武进。
  这一次我们考虑，嫌疑人的口供互相咬着，若是这两人都说的是假话，即使检测出来在某件事上是说谎又能怎么样呢？不过是使办案人员的怀疑多了份印证而已，却不能推动破案本身。此案的关 键是弄清手表的下落，这两人如干了这事儿，那就应该有人知道，反之则不会知道。所以，我们没有让办案人员拿口供案卷看，而是去查看发案环境，分析作案人的心理上会保留下什么东西，把这作 为检测重点。
  当时，我已开始注意到，透过案件所显示出的表象似乎可以探测出隐藏在其后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在现实中看不见摸不着，但在作案人的大脑中应客观地存在着，他所经历过的特殊事件一定会 留下心理痕迹——这不仅符合关于心理科学的实验研究，而且是人们每天都可以经验到的常识。
  由于已被依法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随便带出看守所，那天的测试是在看守所进行。我们都到了所里，和嫌疑人一块吃的午饭，边吃边聊，为的是让他们真正吃饱了，再就是通过心理访谈接触形 成一种有利于测试的融洽气氛。但据我观察，他们实际上吃得不多。
  饭后休息了一下，就在看守所内有空调的特审室开测。先测个子不高的宋某。一看图谱上的曲线软弱无力就知道体能太差，就让他再去吃些东西。接着测试汤某，从图谱评判中可看出：他作了这 

案子，有强奸行为，手表是最后抢的，不知道手表的下落，动机是性欲动机。
  这个结果表明，我们在测试中开始注意案发时的心理状态，包括动机问题、作案顺序等。动机和因素相关，是先生成的，而口供是后来交代的。我们不测口供而重点测犯罪心理前导的东西，这样，不管口供是对是错，都不会对测试结果有干扰。美国的测试方法有偏误，他们的测试题中没有涉及犯罪动机这一块的测试。
  而且这次检测，我们是使用一套测试题测试所有嫌疑人，这跟美国的方法又不一样。按照美国的测试方法应该根据嫌疑人的供词一人出一套题，进行谎言检测。我们没有遵循他们的方法，主要是考虑到检测标准的同一性问题。是用一把尺子进行同一检测有说服力，还是用两把尺子分别检测有说服力，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用同一标准检测并可以重复检测，符合同一认定的原理，符合心理测量学的原理。美国的方法是按照口供出题，一人一套题，标准不一， 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在摸索中开始逐步确立“对事不对人”的测试原则。
  测完汤某后又继续测宋某。
 “你是叫宋某吗？”
 “是。”
 “你听说过今年5月24日晚的抢劫轮奸案吗？”
 “是。”
 “你知道那起案子是谁干的吗？”
 “是。”
 “抢的那块手表，是汤某藏起来的吗？”
 “是。”
 “那块手表，是你藏起来的吗？”
 “不。”
  在吃过几根火腿肠后，宋某的生物指标上来了。他在抢劫、强奸、手表的下落等目标问题上反映得很强烈。这些信息的内涵对我们来说极有价值。不用怀疑，这个宋某知道手表的下落。 

       我明确告诉宋某：“手表藏在哪里，你的同伙汤某不知道，但你是知道的。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宋某坐在那儿，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竟至浑身颤抖着“呜呜”大哭起来。这个宋某才21岁，却处事极为老到，被抓获后所报的姓名、年龄、户籍地均是假的，警方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查清他的真实身份。但经过心理测试认定，他的防线彻底垮掉了。在突审中宋某不停地哭泣，被迫说出了手表的下落。原来他俩起先想把手表卖钱，只是找了很多人都没能卖出去，最后手表是到了宋某手里。他把手表放在邳县家中的一个马桶包里。
  这个结果好得令人吃惊，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将案子拿下了。秦大队长兴奋不已，马上安排人前往邳县取赃。薛宏伟当时还拍了实测的照片，他对我说：“此案中的情况决不是用测谎所能解释的。”
  我说：“是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按照美国的15道题测试模式，它不能唤醒过去的认知，不能触动心灵的深处，也不能突破心理防线。而测试心理痕迹的方法，则对摧毁作案人的心理 防线有着难以想像的作用。”
  这一点不但在武进抢劫案中得到证实，在此后的许多案件中也一再地获得验证。
  侦查人员到了邳县宋某家中，果然看到有个马桶包，他们从包里东西的最下面找到了那块带有明显特征的手表。此案顺利办结后移交检察机关起诉。案中主犯被判处死刑。
  经过这起案件的实测，薛宏伟他们很快就打报告买了一台新仪器，开始在全省的疑难案件中应用这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