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1日凌晨2时43分许,山西省古交市老城区南坪街的一座居民大杂院里“轰隆”一声巨响,炸碎了午夜的宁静,几乎掀动了整座山城,人们纷纷从睡梦里惊醒……
当地警方立即出动,从不同的方向赶往出事地点,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盘查可疑人员。
威力巨大的爆炸殃及五户居民,炸死三人,重伤五人,二十余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案件迅速从古交市上报到太原市、山西省,直到公安部,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对侦破此案及强化民用爆炸物品管理作出了明确指示。
山西省公安厅厅长聂海舟、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连琪等亲赴现场指挥侦破。
省厅刑警总队、科技处,太原市公安局刑侦处、治安处,都派出精干力量,会同古交警方,共计120名民警组成专案组。
古交市政府从紧张的地方财政中拨出3万元专款用于侦破此案。
侦查工作围绕着中心现场全面展开。
从太原工大、国防工办请来的爆炸专家和刑技人员将现场小山似的垃圾几乎过了一遍筛子,以从中搜索爆炸物残留痕迹。
现场中心方圆200米的所有建筑物被民警从下到上从外到里查了个透。
对古交200余辆出租车的司机、案发前后两小时内回家的84名厅服务员、下夜班的52名工人,都逐一进行了调查访问。
古交市委、市政府于发案当日晚和13日两次召开全市涉爆单、内部单位、旅店业、居委会、村委会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位网式”的民爆物品检查收缴工作。民警的足迹踏遍了全市1200会间出租房屋、121个涉爆单位、76家旅店。
公安机关领导通过当地电视台发表讲话,动员广大群众提供破案线索。
侦查的重点是走访受害人的家庭、子女、亲属以及周围80余住户的社会关系。因为一般爆炸案都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犯罪多出于报复动机。办案民警先后走访了3500余人。
在侦查的头三天里,专案组全体人员昼夜奔波,加班加点,手头上掌握的线索不断被查否,新线索又源源出现。直到侦查视线都集中到了一个叫马辰的人身上时,专案组已排除掉52条线索。
受害户主之一的柴某是位浙江籍的包工头,他在山里承包了一家小铁矿,马辰就在他的矿上干活。他们之间曾有过冲突。发案之前马辰突然从山里来到古交城,在现场附近出现过,那段时间里他做了些什么又找不到旁人证实。这些疑点使他明显地从众多排查对象中凸现出来,遂被依法拘留审查。
接下来讯的情况令人相当满意。预宙人员没费多少口舌,马辰就承认这起案子是自己做的,并且相当清晰地描述了作案经过。在对马辰的外围调查中,办案人员也查实了一些相关情况,拿到了一定的证据。
但是,当带着马辰去辨认现场时问题来了——口供与现场勘查结果不能完全吻合对号。他似乎是对作案路线不大熟悉,又似乎是用装傻来翻供。而且问起炸药的来源时,他吞吞吐吐,供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一会儿说是从这儿弄的,一会儿又说是某某给的,派人,一个也落实不了。若是再去审,他的供述依然流畅完整,毫不改口,但也依然与事实不能一致起来。
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办案人员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也都查了,诱供的做法又是绝对禁止的,下一步该对马辰怎么办才是,大家一时还都拿不出个好主意来。该案的侦查工作看起来比较顺利很快就网住了嫌疑人,实际上已经卡在了那里,以有新的作为。
马辰的诸多疑点
李连琪副厅长在前期的侦查中一直坐镇古交指挥,亲自带领民,警上矿山下煤窑,查证疑点落实线索,厅里有事几次催他回去,都因侦查工作正在节骨眼上给推迟了。恰好,去北京公安部参加晋升警监培训班的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张金维于7月15日学习结束归来,刚到家就风风火火地上了古交山城。
李连琪把古交这里的工作移交给张金维之后,下山回太原去忙厅里的事了,“7·11”案便由主管刑侦的张金维接手主抓。
张金维详细了解了侦查进展情况,觉得马辰的身上确实疑点很多
案发当日,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叫宁剑平的居民提供说,爆炸发生后,他在现场遇见柴工头,柴曾愤愤地对他讲,“这是冲我来的,分明要炸我哩!”
民警找柴工头了解情况,柴便提出了对马辰的怀疑。
23岁的马辰是来自云南麻栗坡的民工。5月份时在矿上旁观柴工头打扑克,他多嘴多舌,输牌的柴工头抬手就扇了他一个耳光,气头上马辰抄起了菜刀,被旁人死命夺下。后来,马辰曾扬言一定要报此仇。据他的云南老乡同时又与柴工头关系不错的民工杨某反映,马辰在6月份时曾向杨某打听过柴工头的住处。
马辰自挨了柴工头一记耳光后就离开了柴工头的铁矿,又到一家煤矿找了活干。他当的是炮工,专门负责点火放炮,有条件弄到雷管炸药并懂得爆破技术。
7月10日,马辰自称拉了两天肚子,跟矿上请了假到古交城里去瞧病。他先到一个住得离城较近的老乡那里逗留了一阵子,之后便一个人进城了。当晚花了十几元钱在一个叫做康美的个体旅馆住下。天黑后,他躺在床上一时寂寞难耐,花心顿起,火急火燎地就近找了个“小姐”解决“问题”,又花去30元钱。大约11点左右,他出了旅馆,说是天热睡不着,去县城广场喝啤酒,直到凌晨4点多才回来睡觉。11日上午9点多从古交返回干活的煤矿。
就在马辰夜里独自一人活动的那段时间内南坪街发生了爆炸,他是在喝啤酒还是在从事别的活动?无人能够证实。这是他身上最大的疑点。
马辰的这段交代被“康美”的老板娘所证实。可当民警查住宿登记时,偏偏写有马辰的那页登记表没了,问老板娘是怎么回事,她含含糊糊地说好像是被人撕掉去擦屁股用了。是不是马辰为掩盖踪迹而干的?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可疑之处。
另外,“康美”距爆炸现场只有几分钟的路。马辰是不是为便于作案,有意选择这里住宿?这一条又加重了对他的嫌疑。在马辰身上,作案的动机、条件、时间无一不具备,这样的人是绝无可能给轻易放过去的。
但是,张金维也看到了另一方面:为什么马辰交代问题时那么痛快,可他的交代总是没法查实?如果这个案子不是他做的,为什么要承认呢?显然在他的供述中有假话,恐怕是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分析到这里,张金维忽然就想到了,现在如果对马辰搞一次“测谎”,兴许就能够实现对案件的最后突破。
对于“测谎”,张金维在很长时间里是持有怀疑态度的,总觉得仪器设备还不够过关,其中人为的因素过多,不像诸如指纹识别那样可以得到明确的同一性认定。但是,在前两年侦办一起丢枪案时,他的这一看法发生了变化。北京某部丢了一支枪,案由张金维全面负责。弄出了嫌疑人,但确定不了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当时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了搞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专业人员,谁知经过测试很快就认定了嫌疑人,接着趁热打铁,直冒虚汗的嫌疑人就供了。那位年轻的测试人员说,如果你们早进行测试,也不必等到现在才破案。这是张金维第一次接触“测谎”,心理测试技术在侦查中的作用和专业人员的自信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7月16日,山西省公安厅科技处的间心田科长奉命上山。在听了专案组介绍的案情后,他便按照张金维副局长的指示要求,于当天下午返回太原进行心理测试的准备工作。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这项工作,在科技处是由副处长裴相负责,间心田则是他的得力助手。间心田给已到北京去开会的裴相打了话,叫他提前赶回来。
可是由于会议非常重要,裴相实在无法返回,就想到了向自己的研究生老师求援……
从广水赶赴古交
当古交山城警方为侦破一起“7·11”特大爆炸案全力以赴地日夜奋战时,我正带领着研究生郑红丽在距古交千里之外的湖北广水,协助当地警方侦破两起杀人案。
7月16日那天下午,我和广水警方的领导及诸位刑警——握别,双方都为几天里的合作而流露出满意的笑容。不过,在这些人之中,最感到满意的,我想恐怕要算是小郑了。她从1999年秋季入学后,经过两年多的学习,现在已进入收集资料为硕士论文做准备的阶段。她所研究的是关于疑难杀人案件的心理测试特点及规律,而广水之行一下子就使她获得了两份实案测试的原始资料。
我记得1996年就在湖北孝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建立了由陶军、夏邦祥等人组成的心理测试技术点。邻近市县有需要测试的案子了,就找到孝感。如果技术点的测试员觉得案件难度大,不好把握,就请我们去。1995年为一起疑难爆炸案我曾到过广水。 2001年7月上旬,广水警方为两起杀人案件再次向我来电发出邀请。一听情况,正为论文材料不足发愁的郑红丽当时就乐了。于是,我带着她到了广水。
其中一起案子发生在6月份。一村妇死在家中,身上有数处刀伤,脖颈上留有明显掐痕。村妇的丈夫在郑州打工,小孩送到了婆家,家中仅她一人生活。她的亲属因几天见不到人,便上门找她,一进屋发现出事了。
据警方了解,最后一次有人见到村妇的时间是在几天前的晚上。天气热,她坐在家门口和邻居聊天,大家散了时有人亲眼见她一个人回了屋。根据现场看,既不像图财,又无性犯罪痕迹,凶手应该出不了这个村。警方从村妇的人际关系、邻里矛盾人手,摸排出四名嫌疑人,但一时难以认定。
我应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测试,在四名嫌人中排除了三人,认定了一人,并为侦查员们提示出,此案是三人结伙干的。警方顺着被锁定嫌疑人调查,很容易就找到另外两个平日与他来往甚密的村里人,拉来一测,结果是测一个认定一个。到我们离开广水时,这三人已分别开始交代罪行了。
另一起发生在城里的案子则比较复杂些。
凶杀发生在这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早上6点多钟,住某厂内居民楼的柳氏给在武汉上大学的女儿打电话,说今天上午要去武汉,让女儿等着她,然后一起去逛街。广水到武汉坐火车两三个小时就到了,可是柳女在学校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母亲,往家里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便给舅舅去电话,叫他帮着看看是怎么回。舅舅到她家一看,防盗门紧锁着,就如实告诉了柳女。两天内,柳女往家拨了无数次电话,越拨心里越惶恐,最后她觉得必须要请假回去看看了。
家里的防盗门是锁好的,里面的木门却是半掩着的。惶惶不安的柳女开锁进了门就四下查看,待转到自己住的那间小屋,妈呀,地上躺着一具面目模糊的尸体!她吓得发出尖厉的叫声,险些晕了过去……
柳氏住的这栋楼共六层,她家在三层,是个两室一厅。直到我们去看现场时,一切还都保护得完好如初。屋里残存着难闻的血腥尸臭,各处的东西摆放井井有条,看不出翻动痕迹。大屋是柳氏的卧室,床上见有男式内衣,枕边放着一本读物,我拿起翻了翻,内容是介绍房事技巧的。小屋里摆有一桌一床,桌上有纸笔等物,地上用粉笔画出了尸体的形状,比对着照片看,可知女受害人是仰卧在地,穿着睡衣和拖鞋,颈部、胸部有多处刀伤,肿胀的尸体把宽松的睡衣睡裤撑得紧绷绷的,五官狰可怖,以致连她的女儿开始都没认出是自己的母亲。尸检报告认为,刀伤为单刃刀片形成,死者胃内容是空的,可确定其尚无进早餐。从现场看,柳氏似乎是正在桌上写什么东西时突然遇害的。
据办案人员介绍,柳氏住的居民楼距单位大门有几百米远,该楼的外侧是一条繁华街道,周围还有几栋同样的居民楼。她所在工厂经济效益不错,厂区管理较严,一般闲杂人等不易混人。因此警方将侦查重点放在了与柳氏有交往的人员之中。他们大体从三条线展开侦查:
一是柳氏的邻居。她早上6点多钟跟在武汉的女儿通了电话,按时间计算她应是坐8点多的那趟火车,由此可以锁定柳氏之死只能发生在6点多到8点多之间,再根据死时尚无进餐的情况看,很可能凶杀就发生在打完电话的一二十分钟内。什么样的人能在大清早很容易地进到柳氏家行凶而不闹出大的响动来?左邻右舍确实有很便利的条件——因为受害人死时的状态表明,她与凶手很可能相识而对其毫无戒心。但是,能采取杀人的极端手段,又没有劫财劫色,那就必是别的原因导致凶杀。然而,警方发现,与柳氏同住一单元的居民虽然多数都具备作案时间,但从中却找不到与柳氏具有明显矛盾冲突的人。
二是与柳氏现在同居的男子阿郎。柳氏虽已年过不惑,但在一些男性的眼中,仍是不乏姿色,犹尚多情。她的身边有过好几位爱慕者,一年前她离了婚,便与其中一个叫阿郎的结为性伙伴,半明半暗地同居起来。
按理说,阿郎既然住在死者家,就应该知道凶案真相。可为什么那天早上他既没报案也没呆在现场?
据阿郎讲他有几天没去柳氏家了,床上的内衣是他前两天脱下放那儿的,对于柳氏的死一点儿都不知道。他的话也许是真的,但缺少可靠的证明。他的嫌疑无法消除。
三是柳氏的前夫大挣。这两口子因性关系不和谐致使婚姻破裂。双方不吵不闹,心平气和地分了手。住房是柳氏所在厂子分的,女儿又跟了她,自然是大挣搬出去了。独居后,柳氏的生活无拘无束,乐在其中,加之厂子效益又相当不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相比之下,大挣要艰难许多。他下岗有两年了,跟两个弟弟合开了一爿装修小店,整日价奔走于各个居民区揽活儿,赚的是卖力气的辛苦钱。
据群众反映,柳氏与大挣见了面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就在几月前,柳氏将住房重新装修了一遍,这单活儿还是交给大挣干的,其中当然包含着顾念夫妻一场的意思。如果凶手是他,那又是为的啥呢?但是,发案那天早晨,没有人在现场附近见过大挣。再者,他若真要痛恨前妻的话,有什么必要非挑在早晨临近上班人们进出频繁的这个时间干?
办案人员在这三条线上翻来覆去地查,一个多星期过去,没有丝毫进展,对几名嫌疑人既不能排除也不能认定,案子就僵在那里。
我对广水警方的分析基本同意,即案子很大可能是柳氏的熟人干的。从柳氏的穿着和死亡时的状态能看出来,她早晨的活动是正常的,肯定是来了人并且发生了冲突,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杀。而床上的卧具摆放,特别是枕头旁那本研究房事技巧的书,可以使人确信,柳氏与性伙伴之间的关系是融治的,阿郎作案的可能性不大。一般像这种性关系,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是不会酿出命案的。我看完现场又特意访问了几位邻居,问那天死者家中有无传出争吵声,邻居都说没听到任何动静。这使我感到,性伙伴的嫌疑再次下降。
那么,柳氏与作案人之间会不会存在着警方还没有掌握到的矛盾?这矛盾在特殊状态下引发冲突,导致血案?
作案人在现场留下的痕迹很有利于进行犯罪心理动态分析编题:女尸的倒卧姿势、相对确定的作案时间、使用的凶器等等,这些均是作案人独有的认知,也就是说谁经历了这件事,谁的大脑中就会有关于这些内容的心理痕迹。这些伴随着深刻的情感体验的记忆痕迹便是心理测试仪所要捕捉的目标。
如果作案人就在警方摸排的三条线索之中,运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从中甄别出谁是无辜谁是作案人,对于我们来说,应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我还是有所担心,因为现场留下的东西太少,看不出明显的因果关系。如果作案人是流窜人员,只是临时起意杀人,出了人命后顾不上劫财仓皇而逃,那心理测试所起的作用,也就仅仅是排除无辜了。
长期的办案实践告诉我,对于疑难案件,如果案件的侦查人员能将案件中的多种可能予以穷尽,在多条线索上展开侦查,把网撒大些,真正的罪犯确实就在已摸排出的嫌疑人中间——侦查进行这个阶段,便是使用心理测试技术的最佳时机;这时候,用上这技术,经测试认定后往往能够实现快速突破案件。反之,如果侦查思路不够开阔,囿于自身的经验,侦查的面过窄,没有对案件的多种可能性一—加以分析研究验证,甚至被假象所迷惑,以为摸排出的嫌疑人百分之百就是作案人了,但又缺乏过硬的证据——碰到这种情形,一旦经心理测试否定嫌疑人后,整个前期侦查就要彻底调整方向重新来过;只是到了这种时候,往往有些案件已失去了有利战机——作案人早已远走高飞,测试技术也难有用武之地。
不过,我的这种担心只是隐约地闪现了一下,便被另一种感觉所取代,因为我对此案的犯罪心理分析描绘还是有信心的。我又想到了王克锋老师说的那句早期法医界的名言:凡是发现女尸的现场,首先要考虑到性的因素。死者柳氏身上虽然没有性攻击的痕迹,但她与异性交往比较随意,在广水警方摸排的三条线索中,很有可能存在着由爱恨情仇酿就的犯罪因素。
我和郑红丽编好题后,首先测的阿郎,只测了一遍他的嫌疑就被排除了。这与我对案件的心理分析和总体的判断是相吻合的,在阿郎身上找不到充足的杀人理由。接下来测大挣,涉案目标题与他清晰再现的心理痕迹对应得很好,测三遍后将其认定。根据测试提示的“三人作案”,又现把大的两个弟弟从家接来,测一个认定一个,再测一个还是认定。我据此出具了测试报告。
我对这个测试结论还是有把握的,但直到我们离开广水时,大挣及其两个弟弟还没吐口,与预审人员僵持着呢。
广水警方一直将我们送到信阳火车站,送上火车,进了软车厢。最后道别时,我叮嘱他们说,柳氏一案如果有了进展请一定尽快告知……
因为,我多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本来,这应该是一段轻松、舒适的旅程,下午5点多钟发车,踏踏实实地睡上一夜,天亮就到北京了。伴随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声,我懒散地平躺在包厢的软席上闭目养神,单调而连续不断的刺激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弛着紧张了几天的大脑。
别看我在办案时似乎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其实内心里始终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
如果说当下国内的犯罪心理测试领域正处于“多事之秋”,一点儿也不为过。在这个领域中,确实有一批人,打着推广高科技产品的幌子四处推销仪器,并使用错误、过时的“测谎”理论和方法去实战部门办案,结果是坑害了基层,弄出了不少的错案,有的错因造成严重后果而遭媒体曝光,致使某些官方人员、学者专家对这项技术产生误解,颇有微词,担心、怀疑、观望、嘲讽等等,抱啥态度的都有。
我知道,只有在侦办各类案件的大量实践中检验这项技术理论、方法和实战技巧的科学性,并由此体现出它在侦查活动的实际价值,才能使全国的相关技术人员拨乱反正,国正谬误,科学地推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工作,进而也会得到各方的认可。因此,我们每年都要接办数十起疑难案件,以实际案件所升华出的理论与方法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
同时,我还非常清楚,如果自己稍有不慎搞错了案子,不仅仅会给基层工作造成损失,更重要的是还会给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我在测试每一起案件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是凡出具结论报告必要做到十分的把握。这其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列车的行进速度越来越快。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渐渐进入梦乡。
“武老师,武老师……”
我突然觉得有人推我:“怎么啦?”
“你的手机响了。”上车就坐在一边整理笔记的研究生郑红丽小声地说。
我掏出手机一看,不知不觉中已睡了一个多小时,接通后,听筒里传出的是山西省公安厅科技处副处长裴相的声音。他急切地请求我无论如何要到太原古交走一趟,那里发了一起大案,情况挺特殊的……
裴相是我曾教过的一名优秀的研究生,现在有了困难,我自然应该尽力。
我接完电话,郑红丽问我:“武老师,咱们是回到北京再去山西吗?”
我说:“直接去……在石家庄站下车。”
“呀,那这软卧票不就浪费了?”郑红丽不无惋惜地说。
我说:“坐软卧,当然是很难得的享受……可咱们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啊!只好如此了……”
发案环境看心理指向
7月17日凌晨三点多,间心田按照电话约定驱车先赶到石家庄火车站。他等了约半小时,我们乘坐的列车进站。下车见面后,大家互相寒暄了几句就匆匆上了等候在站前广场的警车。
警车开出市区进入石太高速公路,如飞一般地直奔太原。
经过下车上车的折腾,加上午夜的清新空气,此时我已困意全无,甚至有点儿兴奋,不时地问间心田几句关于案件的情况,从中梳理着将要面对的难题。
十余年的探索研究使我越来越清楚,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并不如同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把嫌疑人拉来,简单机械地用仪器一测便可知其是否说谎。这实在是一种天大的误解。无论是心理学理论还是办案实践都告诉我,有的案件是不适合进行心理测试的。到目前为止,能够确定的是,在22类案件中应用这项技术,可以为审理调查和侦查破案提供直接的辅助,这其中就包括爆炸案件。在我的办案经历中,曾多次身临爆炸现场,凭借手中的专用心理测试仪锁定作案人。对爆炸作案的犯罪心理活动规律,我已有较多的把握。裴相说古交这个案子“有点儿特殊”,只这句话就勾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类“特殊”的案件对于检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普适性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
早上8点多钟,一路飞驰的警车顺利进入古交,司机把我们直接拉到了市内宾馆,“7·11”案专案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
这会儿,宾馆院子里已停了七八辆警车,进出宾馆的大多是或制服或着便装的警方人员,让人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张金正准备去会议室,和各路侦查人员继续研究马辰的情况,我们正好上楼来与他相遇。间心田叫了声“张局长”,几步上前给双方做介绍。张金维紧握我的手,恳挚地说:“欢迎啊,高等学府来的大专家,一定得给我们好好指导指导。”
我连忙说:“谈不上指导,来向你们学习。”
张金维接过我递去的名片,眼睛扫了一遍,高兴地说:“好啊,犯罪心理学的教授,我们现在正发愁搞不清嫌疑人是个啥心理状态……有教授在就能搞明白啦……”
我们简单交谈几句,张金维就赶紧让人带我们去吃早饭,安排好房间,说上午就不干什么啦,休息休息,跑了一夜路,挺辛苦的。
吃过早饭,我回到房间稍稍休息了一会儿,便提要去看现场。我打算争取用一天时间搞完这个案子。
大约10点多钟,我们一行人从宾馆乘车前往南坪街现场观看发案环境。在车上,随同的专案组刑警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案情,说已控制了嫌疑人马辰,他炸了柴工头的家,是挨了打搞报复。
然而,到现场之后,我发现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
南坪街是一条有些坡度的巷道,很窄,两辆三轮板车肯定是无法并排通行的。巷道两边的平房都好好的,看不出是哪家被炸。进巷不远,刑警领着我们迈上几级台阶,推开一扇门,说:“就在这里了。”
“是柴家吗?”我边走边问。
“不,这是凌家。”
“凌家?”我一时感到不解。
进了门,刑警跟屋里的人打招呼说来看看,凌家的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点了点头,显得不大愿意说话。这凌家的三四间房都有门相通,屋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摆着,后窗户全都破碎,进到最里头一间,见到被炸的那段后墙上塌出一个老大的洞,满地都是砖头渣碎玻璃。刑警站在房中介绍道;“凌家是被殃及的,但情况最惨,这张床上一名男婴死亡,两个大人受伤。隔壁那边就是柴家,你看,他们家的后墙也炸一个大洞。”
“柴家的损失情况如何?”我问。
“他们倒没什么损失。被炸的那间房正好不睡人,只是堆放了些杂物。”刑警说。
郑红丽走到大洞处往外一瞧,有点儿惊奇地说:“咦,我们这是在二楼呀?”我过去一看,墙外的下面是相连成片的平顶房,它们的高度与凌家房的地面基本在一个水平面上,就好像自己站在了楼上。
原来,街巷里的房是建在坡上的,凌家在自家房后面的坡下盖了几间平顶房,圈出一个后院来,在后墙上开个门,安好梯子,可以很方便地下到院子里。相邻的一户户人家也是这么盖的。故此,从巷里的前门看,凌家是平房,在后面看,又成了楼房。
刑警指着墙洞外顶部已经塌陷的平顶房说;“炸药就放在这个房顶,炸点距后墙很近。根据现场情况看,作案人是从那边的大垃圾堆登上房顶,经过那几个地方走过来放的炸药。”刑警指点着说。
我跨出后墙,站到后院的平顶房上,整个场面就看得清楚了。爆炸对凌家和柴家后墙的冲击豁出一个扇面形的口子,看上去两间房被炸的情况差不多,很难辨别这爆炸是冲谁去的,谁又是受殃及的。同时,搁炸药的屋顶炸塌,致使睡在屋内的一对钉鞋匠夫妇死亡;周遭各户门窗玻璃基本都破碎。
“后院里都住的什么人?”我问。
“这几间房子全是凌家的,租给民工住,有河南人、浙江人,那两个被炸死的就是浙江的……”
这时候,有位居民到了我们近前,没好气地说:“怎么这案子还搞不清?”
“案子可不是说破就能破的,别急嘛……”刑警安慰他几句,告诉我说,“他就是柴工头。”
“喔,”我扭头正看到柴工头一脸的怨气,便问:“你认为是要炸你们家吗?”
“这不是明摆着吗?”柴工头愤愤地说,“5月份的时候,我那个伙计马辰我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这小子就来报复我……真不明白,你们还有什么搞不清的!”
“你看那边,”刑警指给我看,“有个康美旅店,案发当晚马辰就住那儿,半夜外出过,离这块儿也就5分钟的路,要不要过去看看?”
我摆摆手:“就看现场。”
刑警又说:“从那边过来,踩着垃圾堆很容易就上到屋顶了。”
从垃圾堆到爆炸处要经过一段墙头,再到这边的房顶,距离不算长,我来回扫了几眼:“看来上房的路线大概是不错的……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考虑,怎么能够就肯定罪犯是冲着柴工头来的?难道不会是冲着凌家去吗?外表上看,这两家的损失差不多,后墙都穿洞了,实际上人员伤亡的情况区别很明显。而且,爆炸点是在凌家的后墙下边,他要是炸柴家,为什么不把炸药往那边放呢?”
“是放偏了呗……”站在一旁的柴工头接话说道。
“不对。这么大的事,能搞错吗?……听说马辰还到你这院来过是吧?”
“来过,又怎么样?”柴工头有几分疑惑地看着我。
这时,刑警解释道:“凌家我们也考虑了,那边没摸上人来。”
“咱们先别说有没有人,就说现场,我分析作案人的心理指向是非常明确的……”
柴工头听着我的话像个当头儿管事的,就凑上来问:“这案子什么时候能破了,您给个话行不?”
“要相信公安机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我说。
“这话我都听了几百遍了……屋子也不让收拾,墙也不能修,这现场都保护多少天了……”柴工头咕哝着。他脸上的怨气越发浓重了……
饭桌上的讨论
从现场回来,差不多就到了午饭时间。
在餐厅里,我见到了专案组的各位领导。张金维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边。全体同志以茶代酒向我们表示欢迎。说过一通欢迎的话,饭桌上的话题就落到了案子上。我听着大家还都在分析马辰,就对张金维说:“咱们手上虽然有个马辰,但从侦查线上看,还缺着人呢。”
“哦,你说说看。”张金维手中的筷子停住了。坐在张金维另一边的古交县公安局局长梅玉光也注意地听着。
我说:“上午我去了现场,被炸的不止柴家,还有凌家,底层的浙江人、河南人,都有死伤的。作案人针对他们的指向似乎不能简单排除。而且,从炸点的位置和爆炸的后果看,针对凌家的指向是明显的。至少应该在这几条线上也摸摸嫌疑人……”
“哎哟,你的分析和我们整个都不一样啊!”梅玉光有些惊讶,
“定这个马辰我们是有证据的,那天晚上他先到了哪儿,又到了哪儿,都有人证明的,他本人也交代了,只是在现场上有些细节对不上,还须再做做工作……”
我说:“但炸点确实是在凌家的房下……如果是马辰干的,他为啥要炸凌家?”
“可能是炸药包点着后,比较慌张,有挪动。”饭桌上的其他人加入了讨论。
我说:“那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实际的爆炸伤了谁,如果不能排除犯罪分子是指向凌家,怎么好去谈别的可能性。”
“完全有可能。要不,怎么侦查的疑点都到了他的头上?你大概还没看他的交代材料,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来讲讲他的口供,咱们看看合理不合理……”一位办案人员就要向我介绍马辰供述的作案经过。
“咱们不要谈口供好不好?”我打断了他的话,“心理测试绝不是测口供,测口供不符合中国法律,刑诉法上写着不轻信口供,咱们把口供当做测试编题的依据,那样再得出的结果能相信吗?连参考都不行!”
“哎——武老师,你不是测谎吗?就测马辰的口供,看他说没说谎,事情不就清楚了。”
“完全不是这样的。”我笑了,“你所说的正是我跟过时的、错误的‘测谎理论’不同的地方。我不是测他说没说谎,这不仅仅是个名词问题,我测的是谁有这件事的心理事实,只要是他做的,到过现场,有动机,包括作案后往哪儿跑,一测全出来。跟某些人所谓搞测谎的不是一回事……”
这些年来,不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测谎”的说法,我总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只是把“测谎”作为犯罪心理测试的一种俗称还倒没什么,但是对于“测谎理论”,我是中国第一个最为坚决的反对者。我在大量案件实践的检验中,已经能很清晰地看出,“测谎理论”与我所坚持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理论,从心理学流派到原理闸释,以及测试方法、测试结果的评定等等,都有根本的或实质上的区别。如果按照“测谎理论”走下去,非毁了这项技术不可。
听了我这一番解说,大家一时都没表示什么,倒是上午陪同我去看现场的那位刑警谈了自己的感受:“你讲的我能听懂一点儿,大概知道了你去现场的目的,是要了解当时发案的环境状态……”
我说:“你理解得很对。只有根据发案情况才能找到作案人的大脑里存在着哪些犯罪心理痕迹。有了这个判断,出题也好,测试也好,包括认定,都有了客观依据。检测口供能起这个作用吗?不行。”
“那你就测测马辰,给认定一下吧。”办案刑警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人身上。
我说:“马辰肯定是要测的。但是,发案环境的情况表明,指向柴家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别的可能不能不考虑……我想,咱们还是围绕着几种可能性多排几个嫌疑人,争取撒下第一网就把作案人给网住。”
张金维没有加入我们的讨论,他一直在默默地夹菜吃饭,脸上若有所思。这时,他点点头说:“下午再好好研究吧。”他又对梅玉光说,“让一线的同志都来参加会,多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还应该从哪个方向去找嫌疑人。”
午饭后,有几位办案刑警非拉着我去康美旅店,说是让我多了解些马辰的情况,“你上午没去看吧,咱们去看看,看看你就明白了,那儿离现场太近了……”
“……那就去吧。”其实,从测试的角度看,康美旅店并不是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情节,但我见实在无法推辞,只好答应。
在康美旅店,刑警详细地介绍了案发当晚马辰是几点钟住进去的,在哪个房间,干了什么,以及从旅店到现场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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